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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03-31 00:00

全国人大七届一次会议小组发言摘编

第3版(要闻)
专栏:

全国人大七届一次会议小组发言摘编
中顾委委员任仲夷说:
从实际出发实施沿海发展战略
中央提出沿海发展战略,不仅关系沿海,而且关系全国大局。不必为在一定时期内还会拉大沿海与内地的差距而担心。让沿海抓住机会,先走一步,带动全国,完全符合小平同志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指导思想。可以说,先富后富共同富,越来越富;你穷我穷全都穷,越来越穷。一齐富,办不到,必须有先有后;一块穷,很容易。像过去那样吃“大锅饭”,刮几年共产风,就全国都变穷了。实施这个发展战略,既要有紧迫感,积极大胆干,又要审慎从事,从实际出发,切忌一哄而起,搞一刀切。全部进口原材料,一花大量外汇,二风险大,三影响了内地资源开发和原材料工业发展。以下几种情况是否可以不进口,或少进口:一、不发生与内地“争食”问题;二、我们的原材料质量不比进口的差,价格也不过高,甚至比进口的还便宜;三、替代进口原材料,对开发内地资源有利。有这几条,就不一定非“两头在外”不可。“市场在外”也不要绝对化。在尽量打出去的前提下,有些国内紧缺的产品,应允许替代进口。外资企业的产品,可以有意识地让出一点国内市场来,以增强对外资的吸引力。沿海广大农村大力发展“三来一补”是明智的。但要从实际需要和可能出发,不要整个沿海都一哄而上。沿海中心城市和经济特区,应努力发展高技术的产业。总之,在实行“两头在外”的同时,也不排除在一定条件下的“一头在外,一头在内”,或“一头半在外,半头在内”。总的原则是,要按经济规律办事,怎么样对国家对人民有利,就怎么干。
黑龙江省农科院院长许忠仁说:
耕地减少地力减退不容忽视
我国用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1/5的人口,成绩是举世公认的。但目前耕地面积在减少,地力在减退,是个极为严重的问题。我省建国以来,每年减少耕地几十万亩,人均耕地减少一半。土地有机质含量每年以0.5‰至1‰的速度递减,而人口却在直线增长。这个问题在全国有普遍性,不容忽视。据说土地管理部门的经费主要是靠收征地费来开支的。批地越多,经费就越宽裕,这种矛盾体制要改变。李鹏代总理在政府报告中讲,今后5年要增加1500万吨标准肥,按每年增加300万吨标准肥计算,每年只能递增60亿斤粮食,养活1000万人口,而去年全国就增加了1500万人,新增产的粮食,还不够新增加的人吃饭。况且,化肥只能使粮食增产,不能增加土壤肥力;大量增施农家肥,同化肥结合才符合当前我国经济情况,既增产又能提高肥力。应大力强调增施农家肥,而政府报告中只是“提倡”显得不够份量。必须用法律来保证我们5000年来赖以生存的耕地的数量和质量;必须下决心采取有力措施,实行农牧结合,城粪下乡、增施农家肥和增加对农业的投入,以保护和提高土地肥力。
湖南省委副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夫生说:
增加粮食生产要有过硬措施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到本世纪末我国农业生产的奋斗目标,要求是明确的,但措施还不够有力。从我们湖南的实际情况看,我认为国家应当切实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要尽快调整农产品价格。现在粮食价格偏低,与工业品的比价很不合理;部分农副产品收购价大起大落,国家对此缺乏宏观指导,又没有必要的保护措施,农民难以承受。加之农业生产资料大幅度涨价,农民种粮本多利微,生产积极性大受影响。湖南的粮食产量已连续几年在一般水平上徘徊,确实很有必要运用价值规律来指导农业生产。
二是要切实改进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服务,真心实意支持农村的发展。几年来,各行各业的支农意识逐渐淡薄,化肥、农药等主要农业生产资料供应紧张,农民群众意见很大,应当引起我们高度重视。
三是要积极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增强农业发展的后劲。近几年,国家对农业的投资比“六五”期间有所削减,而农村耕地逐渐减少,地力下降;农田基建工程失修,水利设施老化,抗灾能力减弱。这些问题不解决,农业生产的发展目标很可能难以兑现。
四是要稳定和加强农业科技队伍,保证农业的科研和应用技术推广工作的正常开展。近几年,由于农业事业经费比较紧张,湖南省县、乡两级农业技术干部逐渐减少,1986年的农技人员总数比1982年减少44%;农业科学技术的指导、推广工作,在很多地方未能得到正常开展。长此以往,农业生产不可能取得突破性进展。
五是要扎扎实实抓好农村的第二步改革。要从整个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高度,认真研究、制订深化农村改革的具体方案,促进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使我国的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真正跨上一个新的台阶。
河南省周口行署专员亢崇仁说:
农业不稳,物价也稳定不了
大家都反映猪肉、蛋类供应紧张,食品和蔬菜价格上涨幅度太大,这些都与农业生产的政策有关。1987年六、七月份,我们周口地区生猪卖不出去,价格很低,只得运往武汉、安徽。但是到了12月份,省里给我们派购3.7万头生猪,北京又要4万头,价格差额部分又由我们承担,因此挫伤了农民的养猪积极性。他们说,猪多时千方百计卡我们,猪少时又想起我们,叫人左右为难。
目前,农业生产资料涨价太快,农副产品价格太低。过去,每吨地膜才3000元,如今涨到1.3万元。农副产品价格低,农民种粮积极性就不高。如果粮食问题解决不好,物价很可能还要上涨。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农业不稳,物价也就稳定不了。
要发展农业,第一,应有一个稳定的农业政策,不能大起大落;第二,增加农业投入,增强农业发展后劲;第三,按价值规律办事,激发农民种粮、养猪的积极性,使农民感到有利可图;第四,加强农业科学技术研究。如果真正按照李代总理报告中提出的各项办法去落实,农业会上去的,物价是可以控制的,人民也会满意的。
郑州铁路局局长何志巨说:
制定《铁路法》保证铁路运输安全
安全是铁路运输的综合指标,也是铁路工作的综合反映。为保证运输安全和运输的正常进行,铁路系统建立了安全保障体系和一整套规章制度。最近铁路发生的几起重大事故,一方面是由于规章制度没有认真贯彻、落实,一些职工的素质差,业务技术水平和劳动纪律、劳动态度不适应铁路作业十分严密的特点,也不适应当前运输高度紧张的状况。
另一方面,近几年铁路通过挖潜,扩大了运输能力。目前,我国铁路运输负荷强度已进入世界前列。但是铁路设备和技术相对落后,安全性能也差,不能适应运输的高负荷。铁路实行承包后,基本折旧率和大修提存率有所提高。但由于欠帐过多、负荷增加、资金有限,无力立即改变吃老本、拚设备的状况,铁路设备的失修现象比较严重,这对铁路行车安全也是个重大隐患。我们希望社会理解和支持铁路工作,改善铁路工作的外部条件,如尽快制定《铁路法》,使铁路有法可依,合理调整运价,给铁路以财政支持,加速铁路设备更新、改造,保障铁路运输在良好状态下安全运行,满足我国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
南开大学校长母国光说:
广开门路增加教师收入
李鹏代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科技是关键,教育是基础。这充分表达了我们的心愿。当前,搞好教育事业的核心是提高教育质量,而提高教育质量的关键是稳定教师队伍,解决教师工资收入偏低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及时加以合理解决,不仅是不公平的,而且有可能贻误时机,不利于培养四化所需要的大批高质量的人才。
有的同志主张,在国家财力还有困难的情况下,应当通过组织教师开展社会有偿服务,取得报酬,用以提高教师收入。这种主张虽然有一定道理,但还不是一个根本的解决办法。这个办法,不利于加强和发展基础教学、科研,尤其不适用于广大中、小学教师。解决教师工资待遇偏低的办法,除了要增加国家对教育的投资以外,还要广开门路。比如,国家应当对大学开展社会有偿服务的项目给予优惠政策,适当减免税;允许科研人员从科研基金中提取一部分报酬;对于多数大学生适当征收学费等。
天津大学校长吴咏诗说:
发展教育事业重点在提高质量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加快教育发展的重点在于提高质量,这是非常正确的。为落实这个指导思想,我建议:一要对现有高等院校进行调整。10年来我国高等学校由600多所增加到1000多所。但是,有一部分高等学校不具备办高等学校应该具有的师资力量、图书资料和仪器设备等基本条件,质量难以保证。这类学校应当停下来,以使具备条件的学校充分发挥其效益。二要提高知识分子的待遇。目前一个执教多年的副教授实际收入不抵有的刚参加工作的工人,教师们很有意见。有偿社会服务作为解决知识分子待遇的权宜之计是可以的,但不能作为长远之计,长期下去,将影响教育质量。学校为国家培养人才是最大的服务。国家应根据这方面的贡献,提高知识分子的待遇。
泰州石化总厂副总工程师裴靠恩说:
减免发明专利获奖税收
我接触到许多科技人员,他们就进一步放宽搞活对科技人员的政策有两点建议:一是国家要减少对发明专利获奖所得税的征收。一项发明往往需要许多人协助和配合,奖金过少,无法分配。二是简化科研成果申报手续。现在上报科研成果手续繁多,不仅影响拖延了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时间,而且有泄密的现象。
香港学者协会主席、香港大学教授徐是雄说:
香港科技引进到内地困难多
香港好些科技界人士向我反映,从香港把科技引进到内地碰到的问题很多,特别是涉及到多个政府部门或地区的情况,困难就更大。因为涉及面一广就立刻暴露了许多部门之间严重的私心、扯皮和推卸责任等问题。这种情况的出现,不但打击了香港科技界人士把科技引进内地的积极性和热情,而且对于发挥两地在科技方面各自的优势和合作也是相当不利的。而要解决这一个问题,我认为必须首先改革现有体制和理顺各政府部门和地方之间的关系,使每一个政府部门(不论是中央的抑或地方的)都有明确的职权和工作程序。故此我很赞成政府所提出的改革政府体制的建议。假如我们再不着手改进我国现今的体制,那肯定会为中国的经济科技、工业的发展带来严重影响。
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兰亭说:
社会治安好转的出路在于改革
有的人认为社会治安不好,是改革造成的,我不同意这种观点。治安问题,是个复杂的社会问题,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既有管理方面的问题,也有经济方面的原因;既有体制方面的问题,也有思想观念方面的原因。而这些问题的解决,绝非单靠政法部门的工作所能奏效的。只有把总揽全局的改革工作搞好了,政法部门的工作改革搞好了,社会治安问题才能根本好转。比如,甘肃兰州电机厂改革搞得好,经济效益好,治安工作就出现了新局面。这个厂5000多名职工中,40%是年轻人,还有一万多家属,但去年一年全厂没有发生一起治安案件。
基于这种认识,我建议:一是要理解和支持政法干警的工作,加强政法队伍的建设,提高政法干部的素质;二是加强对犯罪问题的研究;三是普法要注重实际效果;四是进一步加强立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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