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庆 陈兴贵 |
1988-04-29 23:00 |
高校教学科研的延伸——首都高校科技开发大趋势（二）
第3版(科教·文化·体育)
专栏：
高校教学科研的延伸
——首都高校科技开发大趋势（二）
本报记者 周庆 陈兴贵
高等学校办科技开发公司，实行社会有偿服务，会不会影响教学和科研？这是教育界和社会各界都很关心的问题。
最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的，就是办科技开发公司的教授和高级工程师们。
学校里想象不到的科研好条件
北京钢铁学院开发部主任、副教授董克柱讲了这样一件事：该校的教授们都愿去江苏省常熟市喷嘴厂，那里是北京钢铁学院的教学科研基地。厂里专门盖了招待所，教授去了，一下车行李就有人拿走了，头一天吃招待饭，这已是惯例。生活上照顾得好，工作条件也令人满意。大家的评价是：比在北京好。因此，一系列科研课题，如流动粒子换热器、高效能燃油喷嘴等等，都是在那里完成的。一次，老师们要搞“浓排渣”试验，可放置实验炉的厂房太低。厂长立刻说：“给我4天时间，我给你们揭掉重盖。”不少本科生、研究生的毕业实验，也是在这里完成的。有一位研究生的实验是从盖房子开始的，准备了两个月，做实验的第一天，操作失误，燃烧室倒塌，论文眼看完不成了。两位厂长闻讯，立即调动厂里技术主力抢修，当晚大功告成，这在学校里是不可想象的。
工厂为什么对学校这样好？厂党支部书记说，这叫“吃水不忘掘井人”。原来，这家工厂是小手工业者的合作点，还揽活儿修眼镜。学校把获国家奖的项目给了这个厂，合作成立了节能设备厂，现在产品为全国3000多个单位使用，工厂平均每年推出一种新产品，在社会上竞争能力很强，所以全厂上下对学校十分感激。北京钢铁学院通过科技开发，也争取了较好的办学条件，现在许多学校交不起企业要求的实习费，他们却每年还有好几万元的收入。
像北京钢铁学院这样的工科大学，办科技开发公司，人们还是容易理解的。而像北京大学这样以基础理论研究为主的学府，搞科技开发公司，实行有偿服务，人们的认识就有分歧了。主要是担心。一是担心国家对理、工科大学作同等要求，不再增加基础研究经费，让老师们去做买卖，会导致北大重心转移；二是担心“刮风”，一刮风就不可收拾，给学校的教学和科研造成大的损失。
科技开发带来科研新课题
北京大学开发部主任、副教授花文廷告诉记者，今年寒假，学校领导集中讨论了这些问题，认为本校的科技开发，都是先有项目，再办公司，目的是把学校的科研成果变成商品，干的是社会上干不了的事。如化学系开发的特种饲料，喂养对虾大幅度增产。这是一位从事基础理论研究30年的老教授的研究成果；生物系同海淀区联合经营、开发人造无病毒种子，是胚胎学研究的新成果；学校开发的汉字激光照排技术，在《经济日报》、新华社、中央办公厅投入使用，反映良好，在国际上只有少数厂家可与其竞争……这些新开发的产品，多属世界一流水平的高技术产品，不仅可以产生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而且在开发过程中，还可联系我国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的实际，作出新的理论开拓，发现新的科研项目。化学系在推广特种饲料中，发现虾农有“活虾浮头，灾难临头”的说法，一调查才知道，如果随便投放饲料，虾吃不掉时，便会腐烂，消耗水中氧气，造成活虾缺氧，浮头呼吸，有时整池整池死去。而投放特种饲料，无此现象，甚至可以挽救缺氧的危虾。为什么呢？这又成了新的研究课题。科技开发中的这些收获，大大充实了教师的讲课内容，对培养学生的多种能力有深远的影响。特别是硕士、博士研究生，精力旺盛，才华横溢，眼界开阔，能在导师指导下，参与科技开发，往往可以成为既有基础理论，又懂应用研究，还能参加应用开发的新型人才。
对于“刮风”问题，老师们的担心有道理。“大跃进”、“文革”对教育的冲击和破坏，人们记忆犹新。对此，北京大学实行了教师合理分流，避免人自为战。经统筹安排，现在全校专职搞科技开发的老师，不过60人左右，这在2700多人的教师队伍中，比例很小。但他们创造的经济效益，可以补贴到基础理论研究和教学人员身上，以稳住大头。所以，只要统一规划好，不仅不会转变学校的重心，还可有利于重心的健康发展。至于开发中的有些工作，北京大学还从社会上招聘一些劳动力来承担，以减轻老师们的负担。由于各校普遍采取了这种合理分流的办法，对稳定教学、科研队伍都产生了较好的作用。
处理好科技开发中的两个矛盾
北京钢铁学院董克柱说，开发部是教学科研的配角。以不影响教学科研为前提。我们每次抽调一名教师，都要反复权衡，不仅考虑他本人的教学、科研任务完成得怎样，还考虑到对周围同志的影响，因为我们要为学校的未来作全盘考虑。
当然，科技开发同教学、科研也不是没有一点矛盾。关键是学校领导和有关负责同志要解决好。经过一段的开发实践，各校都反映凡是开发能力强的老师，往往也是教学、科研的骨干力量。北京工业大学科学技术开发总公司总经理、高级工程师杨象昭，20多年来一直从事教学和建筑设计工作，长期担任教研室主任，为20多个工程搞过水暖设计，其中长城博物馆的设计在北京市获一等奖。清华大学软件开发中心主任、电子集团管委会副主任、高级工程师凌瑞骥，曾主持建立了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和计算机专业，组织研制了国产第一代大型计算机。一般高校的开发公司，像这样的人才只配备两三人，绝大多数教师和科研人员，只是通过合同、协议，在转让成果时，到公司工作一段，然后继续回到原来的岗位上去。参加开发的老师，像杨象昭，现在还在校内兼课。好几所学校，正在设想让老师轮流搞科研开发，以增加对经济建设和科研实践的了解，促进其教学、科研工作的深化和提高。
另一个突出矛盾是收益分配，搞得不好，会影响工作情绪。由于公司都是经济实体，有银行账号、工商执照、法人资格，所以对学校来说，是相对独立的，但收入总要给学校一点。清华大学对校外的实体提成15％，校内的实体提成20％，其余留给企业。北京大学的提成15％左右。这是第一个层次的分配。校、系用收入中的一小部分来给教师发奖金，从事科技开发的普遍要略高于从事科研和教学的。因为搞开发的老师终日奔波，工作十分劳累，即使比校内其他老师多拿一点，教师们也是理解的。
对高等院校来讲，科技开发是其有偿社会服务中收益最高的部分。但如果要问，靠此能否解决教育经费短缺的问题，这些工于计算的经理兼老师们说，作如是想，如是说，是不现实的。科技开发、有偿社会服务，对社会来说，最主要的意义在把大学的潜能发挥出来，直接为经济建设服务，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想靠此从根本上解决教育经费短缺，未免过于乐观；但害怕老师们会因此人人都去办开发公司也属过虑。对学校来讲，在教育经费普遍短缺的情况下，通过为社会有偿服务，增加一些收入，改善办学条件，改善教职工的生活，是现实的，何乐而不为呢？但更主要意义，在于对教学、科研有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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