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奸商杨健庵的丑恶嘴脸

第2版()
专栏：

天津奸商杨健庵的丑恶嘴脸
林沫
已被天津市人民政府逮捕的奸商杨健庵，是天津私营华阳烟草公司的经理。解放以来，杨健庵不论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得到了人民政府的照顾和帮助。解放初期，烟叶缺乏，国营贸易公司曾想尽一切办法，供给华阳烟草公司烟叶，使这个公司能维持生产。一九五○年上半年，纸烟一度滞销，天津市百货公司曾大量收购这个公司的产品，结果，帮助华阳烟草公司解决了资金周转的困难。解放以前，华阳烟草公司原是一个破烂不堪的小厂子，一天最多不过出十来箱烟。解放以后，这个厂的生产较解放前提高将近五倍，现在平均日产卷烟五十多箱。杨健庵在被逮捕以前，担任着天津市协商委员会的委员、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常务委员、天津市烟草工业同业公会主任委员。一九五○年五月，他并被邀参加第二届全国税务会议，以天津市工商界首席代表的资格，参加讨论和修改税法的工作。
但是，杨健庵竟把人民政府对他的照顾和扶助，作为向国家进攻的资本。他是一个偷税的能手，他利用熟悉税法的条件，想尽各种办法，偷漏国家税款。他偷漏的税款最少在二十三亿元以上。他偷税的方法有七、八种之多。例如：
（一）钻税法的空子。税法上规定，售货价格涨落不超过百分之十，原税额即不再变动。杨健庵就狡猾地钻了这个空子。他按低价完税后，立即提高价格（不超过百分之十）出售；或者在完税前突然压低售价，以低价完税，再提高价格出售。比如在一九五○年十二月十三日，他把和风牌卷烟由每箱四百八十七万元压低到四百二十万元，售货三十四箱；把烟斗烟由每箱五百万元压低到四百五十万元，售货十五箱。他用这种方法，压低了市价，税务局即在十六日按照落价的比例，调低了税额。华阳烟草公司按新税额把和风烟、烟斗烟各完税一百箱，立即把和风烟提高到每箱四百七十二万五千元，烟斗烟提高到每箱四百八十七万五千元，各出售八十一箱。这一次就偷漏税款五千八百三十万元。杨健庵前后用这样的办法，共偷税三次，偷漏税款二亿零七百六十余万元。
（二）欺骗国家，偷漏营业税、所得税。据华阳烟草公司申报，一九五○年上半年，该公司账面纯益共四亿五千七百零五万八千三百八十三元。但杨健庵说，如按折实计算，这半年要亏损十二亿元以上。一九五○年下半年，他同样把盈余算成亏损。杨健庵明明知道按货币计算和按货币征收的原则，却用折实计算的办法欺骗国家。这样折实计算的结果，华阳烟草公司在一九五○年全年偷漏营业税、所得税共七亿九千八百余万元。
（三）隐藏大批账外资金。资本家陈子和假冒沈阳太阳烟草公司的名义，曾把大批资金存放在华阳烟草公司，在该公司账上开成来往户，经营行商，偷漏营业税。陈子和用这笔款买进总值五十九亿元的盘纸、烟叶、土烟，卖给华阳烟草公司。在交易中间，既不上临商税，也不开发货票，共偷漏临商税、印花税三亿一千二百七十万元。陈子和并把售货所得款项一部，冒太阳烟草公司的名义，存在华阳烟草公司作流动资金，并由“华阳”按折实办法，计值保本。他们把资金逃避在账外，使华阳烟草公司在一九五○年偷漏所得税九亿六千万元。
（四）加报开支，偷漏所得税。华阳烟草公司在一九五○年底由外埠购进烟叶二十四万公斤，他们把其中一部分的税款开支（共二亿九千一百三十万元），移到一九五一年的开支账上，企图偷漏一九五一年所得税八千七百三十九万元。
（五）使用旧查验证。杨健庵为着偷税，甚至大批买回卷烟盒上已经贴用过的查验证，再次贴用。当税务局派人去质问的时候，该公司经管这件事的职员冉宪元还坚不承认。检查人员指给他说：“你收藏的旧查验证就在你办公桌的第二个抽屉里，请你拿出来好了。”冉宪元才狼狈地拿出用油纸包裹着的一包旧查验证。
此外，杨健庵还以销货不开发货票、包庇行商、代人买卖货物不报税等卑鄙办法，偷漏国税。他还非法倒卖黄金一百零七两。他为了偷漏税款，盗窃国家财产，曾不断贿赂税局和基层工会干部。
杨健庵在工商界反行贿、反偷税、反对盗窃国家财产的运动中，虽经多次说服动员，但始终不肯彻底坦白自己的罪恶。天津市协商委员会全体委员已
一致通过革除他的协商委员的职务，并由人民法院予以逮捕法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