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启治 |
1988-05-30 23:00 |
对历史和人生的沉思——读乔瑜的两篇新作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对历史和人生的沉思
——读乔瑜的两篇新作
何启治
四川青年作家乔瑜的中篇小说《孽障们的歌》（以下简称《孽障》，载《当代》1986年第6期）和《少将》（载《当代》1987年第5期），写的都是“文化大革命”大悲剧中的人生。前者讲述的是四川成都地区插队知青生活的故事，后者描绘的则是那时的军营生活画面和投机者王满山这个艺术典型的悲剧命运。乔瑜出身军人家庭，并未亲历过插队知青的生活，也未受过严重的冲击，然而却把“文革”的风云重现在笔端并取得了好的艺术效果。
《孽障》和《少将》为什么能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从题材、从反映生活的独特角度乃至艺术形象的塑造等方面都给我们一些启示。
《孽障》是以缉拿杀人犯孔灵为中心事件来展开艺术描写的：孔灵为救护“走资派”母亲而误伤杀人，随即潜逃流浪，又为说服妹妹空空回城照料垂危的母亲而来到黄埆坪知青点。于是，作者以孔灵的悲剧命运为贯串线，描绘了知青点的十男七女对他从惊奇、崇拜到怀疑告发，乃至最后当他被垮塌的煤窑压在石洞中濒临死亡的时候，又不顾危险去抢救他的全过程。
在情节的流动中，小说不但写了知青们的幻灭感，写他们如何偷鸡摸狗，藏奸耍滑，嬉笑怒骂，玩世不恭，“扇盒盒”、“掐那个灯儿”沉醉在变态的男欢女爱的逸乐中，也写了杀人犯身份暴露后在知青点引起的骚动和分裂。随着孔灵悲剧命运的发展，人们经历了由敬他，怕他，恨他到同情他的感情波涛大起大落的冲击，特别是那个最丑而又最富同情心的姜聿聿，最后在照料死去的半仙和劫难中的孔灵时，简直像圣母那样迸发出一种母爱和自我牺牲的神采。小说在对这些知青们的命运、灵魂和思想感情的描绘中，不但体现了对那个特定年代的社会批判，而且也通过人物群像的塑造表现了人性的深刻内涵。
值得强调的是，小说作者为了表现特定地区的这一段特殊的生活而找到了合适的表现手段——他把二十首被篡改、被扭曲的知青歌曲原词照录，并贯串于始终。当孽障们反反复复吼着唱着这些被改写了歌词的民歌、革命历史歌曲或外国名曲时，同时也就唱出了扭曲了的时代、扭曲了的灵魂和他们痛苦不平的命运。
《少将》所取时代背景与《孽障》相同，而生活场景则移到作者经历过的军营生活，艺术表现上也由喜剧的表现转为幽默中的深沉，由群像描绘进而追求艺术典型塑造。
与孔灵在《孽障》中只作为小说的贯串人物不同，《少将》中的王满山却实实在在成为作者精心刻画的主人公。这个王满山是一个头顶高粱花，带着“少将梦”到测绘兵新兵连来参军的河南农民子弟。他有着我国农民共有的品性：勤劳、坚韧，却又狡黠、愚昧、自私。他连加减乘除都不大懂，对于测绘兵应该掌握的计算机技术更是莫名其妙，一窍不通，然而他能吃苦，也不乏适应那种使人性扭曲的政治运动所需要的狡黠。于是，他既学会了告密整人，又逐渐练就了弄虚作假不脸红的本事。这样，他就在那个畸形年代的一个普通连队里，在花样翻新的运动过程中赢得了一个又一个红点，并坚信这些红点连成串，就是他的通向少将之路。
最后，也许是终于发现当“少将”的梦想过于遥远，也许是人性本能（情欲）的冲击使他的毅力和勇气都逐渐冷却、退化，由理想与现实的尖锐冲突造成的危机感促使他急不择路，甚至不择手段地胡作妄为。他不再扮演勤勤恳恳的老黄牛的角色，而渴望战争爆发，沉浸在当英雄的兴奋的幻觉里，甚至为此而不惜制造事故，放火……几乎成了一个危害社会的疯子。王满山终于被开除党籍，宣布退伍。他的“少将梦”彻底破灭了。
自然，乔瑜所描绘的不仅仅是“少将”王满山一个人。他还写了在极左思潮毒害下的政治残废易小军，写了以邢大姐为代表的比较纯洁可爱的年轻人，也真实准确地写了上上下下的一些军队干部，如老成持重、颇具人情味的老政委，心地善良、真诚耿直的新兵连指导员，测绘部队的中队长，等等。他们像父兄那样关怀、照料着纯朴幼稚的年轻人，也清醒地看清楚了王满山这种人的本质：“少将其人其事，一个字足矣——假。”
如果说，“木头人”之类的讽刺，更多一些闹剧的成份，那么一个准文盲却成了天天读“毛选”的模范，这种描写就更趋向于冷峻和严肃。正是《少将》的这一类描绘，使人明白无误地感到作者的视点不仅仅放在疯狂年代极左路线及其思潮对人性的扭曲上，同时也冷静严肃地追究了受害者的责任。“文革”为一切投机者提供了实现自私欲望的大好时机。正是那个疯狂年代极左路线的需要为王满山的投机、表演提供了绝妙的舞台，而他的坚韧的、代价巨大的努力，他的伪装、欺骗，不是也为极左路线的推行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么？形形色色的王满山，不就是那个畸形年代一切“左”的丑恶得以发生、发展的社会基础么？王满山确实是社会的牺牲品，而他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也自然成了社会堕落的原因之一。他为实现自私的个人愿望而采取的种种荒唐可笑的手段，对社会的脱轨和堕落都起了助纣为虐的作用。总之，单有个人崇拜而没有众多王满山这类投机者的活动，就难以解释“文化大革命”何以像钻出魔瓶的妖魔，一发而不可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少将》对“文革”的反思显得深沉厚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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