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陈毅同志的二三事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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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陈毅同志的二三事
薄一波
我和陈毅同志相识于延安。距今已四十多年了。
陈毅同志是我们党的老战士，开国元勋。人们喜欢称他“元帅、诗人、外交家”，这大致可以概括他一生的主要经历和活动。他对党和人民的功绩，已永垂史册。本文只是记述一些我同他交往中的琐事，以寄托我对他的深切怀念。从这些往事中很可以窥见陈毅同志的为人、胸襟和品格。他的豁达大度、光明磊落的精神，尤其感人至深。
（一）
1944年3月，陈毅同志由新四军军部回到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和党的“七大”。我比他先到了一步。当时，整风运动已进入总结阶段。4月12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著名的《学习和时局》的讲话。大家“放下包袱，开动机器”，认真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经验。我和陈毅同志就是在这时认识的。
记得初次交谈，谈得很融洽，彼此介绍了自己的经历。我谈了在天津等地做地下工作和在山西做统一战线工作的情况，以及工作中存在的缺点。他主要是谈了古田会议前后的情况，给我的印象是直抒胸臆，感慨颇深。他说：不要把我们党内的生活看得尽善尽美，矛盾和问题多得很，我们走过的路并不平坦。1 927年南昌起义南下失败后，朱德同志和我带领一部分起义的部队，从三河坝转战到湘南。1928年4月，会师井冈山，成立了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我当政治部主任。我们在井冈山，打过胜仗，也打过败仗。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转战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发展了，但随之新问题新矛盾也产生了。当时，红四军党内和军内存在着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和军阀主义的残余。6月在龙岩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7次代表大会，本来是想解决红军的建设问题，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提高部队的政治素质。但是，条件不成熟，认识不一，会上发生了争议。有些同志不习惯于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强调“司令部对外”和军官的权威，认为“自上而下的民主”就是“家长制”，主张“走州过府”、扩大政治影响，不愿做艰苦的创建根据地的工作。这种意见占了上风，结果把毛泽东同志担任的前委书记给选掉了。会后他离开红四军的领导岗位，到闽西搞调查研究去了。我被推举当了前委书记。说老实话，这件事我是有责任的，当然，朱德同志也有一些责任。我挂了几天帅，感到自己不行。事情就是这样，你不在那个位子上干不知道，一干前后一比较，就察觉出问题来了。恰好这时中央通知我到上海开军事会议。当时，中央的工作实际上是由李立三同志主持，因为杨殷同志（中央军事部长）被捕，军事工作由周恩来同志管。我把红四军的情况如实地向恩来同志作了汇报，认为红四军离开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不行。恩来同志同意我的意见，他要我代中央起草一封给红四军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信的主要内容，就是把毛泽东同志请回来，重新担任前委书记。回到部队后，我就亲自去请毛泽东同志。他明确表示，先要弄清是非，然后再考虑复职，表现出很高的原则性。这是事先我没有完全想到的。共产党人就是要这个样子，是非面前不含糊，原则问题不让步。听了他的话，我心里是服气的。随后我同他一起召开各种座谈会，调查研究，听取意见，讨论如何落实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12月，由我主持在上杭召开了古田会议，通过了毛泽东同志起草的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批评了各种错误思想，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毛泽东同志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这件事我认为是办得对的。毛泽东同志和部队上下皆大欢喜，我也很高兴。
这次交谈中，陈毅同志还讲到打“AB团”的事。他说，从1930年上半年开始，根据中央的指示，在中央苏区首先开展了反对“AB团”的斗争。1 931年初，王明上台后搞得更凶了。在这个斗争中，捕风捉影的事可多了，简直是“八公山上，草木皆兵”，谁都可能被怀疑为“AB团”，结果使不少优秀干部和群众遭到冤枉，白白地被杀害了。我差一点也掉了脑壳，幸亏毛泽东同志救了我。当时把我关起来，硬要我承认是“AB团”，老子就是不承认。审我的人就动手打开了。刚好给毛泽东同志碰上了，才把我救了。这件事毛泽东同志也曾同我谈起过。他说，打“AB团”，打过火了，把陈毅也打进去了。有一天我路过一个小庙，听到里面有人喊叫，进去一看是陈毅，于是把他救了出来。的确，在我们党成长和奋斗的过程中，并非一切都是光明的，都是壮举，错事、蠢事也干了不少。像这种党内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和不文明的斗争方式就曾发生过多次。我常想，不论是党还是个人，对做过的错事、蠢事，应该永志不忘，永远记得它的教训，这样才是对历史对人民负责的表现，也才能使自己更成熟更进步起来。
（二）
1944年5月21日，六届七中全会在杨家岭举行。党的“七大”的准备工作已提上议事日程。根据中央的决定，“七大”由朱德同志作军事工作报告。开始起草的几个稿子，朱德同志不满意，于是决定由陈毅同志主持起草。为了写好这个报告，陈毅同志分别找各解放区战场的负责人谈情况。我同他的接触也就增多了。有一次，他来找我和安子文同志谈话。交谈中谈到林彪，他说，林对朱德同志有意见，认为朱是打乱仗的，没有章法。这个看法显然是偏颇的，无论如何不能这样讲。朱德同志不仅会打仗，而且此公就是有“德”。“敌进我退，敌住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16字诀，最先就是他提出来的。长征途中，张国焘闹分裂时想利用朱、毛过去曾发生过一些分歧意见，要朱出来支持他反对毛泽东同志，朱德同志坚决不干，义正词严地予以斥责，这是很难得的。我这样说并不是在歌功颂德，事实就是如此。我同朱德同志一同上井冈山，又一起转战苏区，风雨同舟，甘苦与共。我赞赏他的军事指挥才能，更钦佩他的待人处事的长者之风。评论一个人，不管他资历深浅，名气大小，都必须公正，是则是，非则非，不溢美，不贰过。这样的评价才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也才有利于人们从中得到教益和借鉴。陈毅同志的这些话，无疑是有见地的，充满实事求是的精神。
党的七大之后，陈毅同志本应立即返回新四军，前方很需要他。但他却迟迟未走，天天下围棋。我感到有些奇怪，问他为何不走？他说，我应该回去，但他们不让我走。“他们”是谁？我不便也无须深问。显然是指负责整风工作的同志。而站在前面的就是康生。康生讲过，如果陈毅不明确表示拥护饶漱石的领导，就不能让他回去。陈毅同志宁肯等着，也不表这个态。我是很佩服他这个硬劲的。且不说饶漱石后来变成了什么样子（历史已经为他做出了结论），在党内采取这种高压的办法来解决领导人员之间的分歧意见和矛盾，是不可取的。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经毛泽东同志批准，陈毅同志才奔赴华东战场。建国以后，各大区军政委员会主席都是由各大军区司令员担任的，而唯独华东例外，是由饶漱石担任，其由来大抵如此。
（三）
上海解放后，陈毅同志出任上海市市长。我到了北京，在华北局和中财委工作。1951年底，党中央根据在增产节约运动中揭发出大量的贪污浪费现象，作出了《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随后于1952年1月26日又发出指示，要求在全国大中城市，向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这就是“三反”、“五反”运动。当时，我担任中央节约委员会主任，主持“三反”、“五反”的日常工作。“五反”开始后，在上海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不时传来了资本家跳楼自杀的消息。为此，毛泽东同志派我到上海去。我跟陈毅同志说，发生跳楼事件不好，在掌握上以稳当为宜。否则，不利于斗争的进行。现在各地都是进行“面对面”的揭发，采取这种方式，难免言辞激烈，空气紧张，对当事人压力很大，容易过火。上海是不是可以考虑改个方式，进行“背靠背”的斗争。陈毅同志同意我的意见。我还为他起草了一篇讲话稿，请他召开大会，作个报告。陈毅同志很会讲话，着重讲了要防止过火现象。这次会一开，上海的资本家稳住了，跳楼事件的影响也很快平息下去。1952年3月11日，政务院及时公布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在“五反”运动中关于工商户分类处理的标准和办法》，把工商户划分为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严重违法户、完全违法户五类，以便区别对待。为了正确贯彻实施这一处理办法，既打击违法行为，又保护民族工商业者合法经营的积极性，需要分类确定一些具体的“标兵”。荣毅仁同志家是当时上海最大的民族工商业户，究竟定为哪一类，我和陈毅同志反复进行了商量。陈毅同志说，还是定基本守法户好。我也同意这个意见，并报告了毛主席、周总理。很快就接到总理办公室的电话，说毛主席、周总理的意见是定为守法户。这个“标兵”一立，影响是很大的。总的看来，上海的“五反”运动搞得是比较稳当的，保护了一切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对此陈毅同志是有功劳的。我离开上海时，陈毅同志对我说，这一段工作上我们合作得不错。你就要走了，虽不是“西出阳关”，怎么样，一块吃顿饭吧！我来掏腰包，反正我是馋得不行了。但有言在先，你回去报告不报告？不报告的话，我就请。我笑着说，你陈老总愿意破费，我当然要吃的。东西吃下去了，大概不会报告了。在场的同志也都笑起来。当时，我们党的纪律是严明的，党政机关从领导到一般干部是廉洁奉公的。吃喝的现象很少，动用公款请客更在严禁之列。那时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很高，政声很好，我想是同这种为政清廉的作风密切相关的。对一个执政党来说，这种优良作风任何时候都丢掉不得，丢掉了就会脱离群众。
（四）
1954年，大区一级党政机关撤销。陈毅同志调中央工作，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后来又兼任外交部长。我同他的交往也就比过去更多了，并经常交换工作中的情况和意见。记得有一次，他谈到毛泽东同志对外交工作讲了八条，也就是提出八个问题请他思考。并对他说，不管是搞外事还是内政工作的，脑子里头要经常想几个问题，留心考察，注意研究。不可懈怠，那样就会遇事无策，陷于被动。韩愈所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此之谓也。1956年以后的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里，中央曾多次召开工作会议，陈毅同志由于外事工作繁忙，很少参加，而我由于主持工业、交通工作，则是每次会都参加了。凡是他没有参加的会，会议一结束，他都要找我谈谈，了解一下会议的情况。1959年的庐山会议，他就因为有事未能出席，会后我们交谈中，他明确表示不赞成这样批判彭德怀同志，认为批过头了。他说，党内有不同意见，应该让人家讲。不能提点不同意见，就说成是反党，是右倾机会主义，那样谁还敢讲话，还谈得上什么党内民主！我是赞同陈毅同志的看法的。当然，这些话当时也只能在私下谈谈。这也说明党内生活的不正常状态。陈毅同志对在会上跟得很紧、批评调子很高的一些同志，也表示很不满意，认为党内不能这样搞。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们这些高级干部，大都处在疑惑不解、人人自危的境况之中。8月23日，毛泽东同志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陈毅同志和我都参加了。会上，中央文革小组的人，一个个气势汹汹，硬逼着少奇同志去清华大学向学生“交待问题”。这时，毛泽东同志不说话，全场鸦雀无声。没想到陈毅同志站起来发言了。他说，少奇同志有什么错误，可以在政治局这个范围内来解决。要他到清华去，这种方式好不好？我看不好，到时让他下不了台。当少奇同志表示同意去，并请王任重同志帮他起草讲话稿时，陈毅同志又站起来，再一次表明他不赞成这么做。在这样的时刻这样的会议上这样仗义执言，确乎非同寻常，是需要很大的勇气和胆量的。显然，陈毅同志已经把个人的得失与安危置之度外了。这不只是为少奇同志讲了公道话，而且是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的公开抵制。
半年以后，1967年2月，陈毅同志和其他一些老同志，在怀仁堂一次会议上，再一次慷慨陈词，坚决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的果敢行动，更是在党内和全社会群众中传为美谈。而这时我已被“监护”起来，不能出席党的任何会议了。
8月政治局会议上是我同陈毅同志的最后一次会面。9月3日，我被戴上“走资派”的帽子“揪”了出来。从此，也就失去了自由，再也未能见到他。1979年，当我重新出来工作时，陈毅同志已离开人世6年了。
世界上从来没有什么十全十美的完人。陈毅同志当然也不是完人。他也有自己的弱点和缺点。但他一生严于解剖自己，知错必改。他曾在诗中这样写道：“几次‘左’与右，细节不必陈。中夜赏自省，悔愧难自文。”由此也足见他的无私无讳，光明磊落。
共产党人在进行社会变革和推动历史进步的过程中，谁都难免犯错误，重要的是要有革命的敏锐性，要有自知之明，发现了缺点、错误，能够及时纠正，总结教训，继续前进，就无愧于历史和人民。
我敬重陈毅同志一生的功业，更深深地敬重他的为人。斯人虽已去，风范永存留。我想，无论是当年的战友、同事，还是后来的人们，都会从陈毅同志留下的业绩和精神财富中，学到自己应该学到的东西，从而更加奋发地致力于实现四化，振兴中华的伟大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