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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02-15 00:00 |
北京市组织二百多个“市长代表工作组” 深入群众宣传反贪污运动政策接受检举
第2版()
专栏：
北京市组织二百多个“市长代表工作组”
深入群众宣传反贪污运动政策接受检举
彭真市长下令成立处理委员会负责处理市民提出的一切意见
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代表北京市人民政府彭真市长和市民群众见面的工作组，在一月二十三日结束了访问群众的工作。彭真市长对市民群众的积极支持深为感谢，下令成立了处理委员会，根据有问必答的精神，负责处理市民群众所检举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问题，以及答复市民的其他意见。这个委员会由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和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冯基平负责。
“市长代表工作组”共九百二十三人，其中北京市公安局干部五百人、大学教授九十三人、大学生三百三十人。工作组共编成二百五十三个，分赴全市各区各派出所管界进行工作。工作组在进行工作的四天内，共召开群众大会三百多次，各种座谈会两千多次，并访问了市民的家庭七千多户。四天内受到直接宣传的市民在三十万人以上，市民检举和坦白的材料共计一万零九百八十六件。
“市长代表工作组”的工作步骤各组略有不同，大体上是这样：工作组的人员在学习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政策以后，就分别前往指定地区，和当地派出所及节约检查委员会的人员共同研究情况，并召开积极分子会议，确定具体工作办法。积极分子随即把工作组到来的消息分别通知群众。然后，工作组召开群众大会，正式和群众见面，说明工作组的任务，并根据当地情况详尽说明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政策，表明政府的决心，号召群众大胆检举。然后，工作组的人员分别深入群众，进行个别访问，召开小型座谈会，组织临时接待站及设立检举箱。在召开群众大会和进行座谈、访问、接待检举等工作时，管界干部及其他一切工作人员一律回避。最后，工作组总结工作并向市民群众告别。
工作组深入群众的阶段是全部工作过程中最重要的获取材料的阶段，为时约计三天。工作组之所以能在短短的三天之内获得如此巨大的成绩，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群众了解了政府的政策和决心，工作组又是市长的代表，这就使群众十分兴奋。其次，派出所人员全体回避，而在此以前，各派出所的负责人已在群众面前进行过检讨，政府对有些犯错误的工作人员也已分别作了适当的处理，因此群众更具有信心。第三，工作组紧紧依靠了基本群众，工作的方式对群众又极为便利。市民群众可以写检举书，可以当面谈，可以在会上谈，也可以在会后谈。大部工作组的同志恐怕市民不愿意到派出所去，就把接待站设在市民家里。
正因为这样，工作组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和拥护。有的积极分子一整天不吃饭，挨户通知，逢人便讲。参加群众大会的人空前踊跃。甚至从不参加会议的老太太也要去见见市长的代表。虽然天冷风大，会上群众情绪始终高涨，秩序井然。有些人过去怕开会，但是他们这次在散会以后还迟迟不愿回去。市民争相邀请工作组到自己家里去办公，并以此为光荣。更有人自动在工作组人员住的屋子外面整夜巡逻。市民王世祥说：“我活了四十年没有见过这样反贪污的。有毛主席和彭市长替我们撑腰，我们还怕什么。”有人说：“市长怕我们有顾虑，开会不要本管界的干部参加，我们什么都可以说。”
在这样高涨的情绪下，市民群众纷纷揭发贪污浪费事件和官僚主义的行为。东郊关厢一个瞎子摸了一里多路，去检举村干部。有的家庭妇女，原不打算检举贪污抗美援朝捐款的警察，怕打掉他的饭碗，现在说：“不能将错就错，饭碗事小，抗美援朝事大。”西郊六郎庄的群众对村干部贪污三、四千万元的问题，两年没有敢讲，现在揭发了。工厂商店的店员、学徒更自动开会，集中材料，检举老板。仅第九区的市民群众就检举了漏税一亿到三、四亿的工商户十几家。此外，也有妻子检举丈夫的，也有儿女检举父母的。群众除了检举干部的贪污浪费、受贿、敲诈、勒索和资本家的行贿、漏税、盗窃国家资财等非法行为外，还检举了吸毒、抢劫、偷窃以及反革命活动的案件；甚至连婚姻问题等也提出来了。有人说：“我自己也知道这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无关，但是我相信政府，所以要求处理。”
工作组的收获远远超过了预期的目标。这一步工作使已大张旗鼓展开的全市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更深入了一步。市民中有些人原来以为反对贪污浪费就是不叫人吃好的穿好的，亲友送礼也是行贿；现在他们说：“原来上了谣言的当。市长的代表一说明，就全明白了。”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意义成了家喻户晓的事。全市广大群众都情绪高涨地参加这个斗争。工作组的收获还不止此，这个工作还使市民群众说出了心里的话，在一定程度上起了城市基层政权的民主改革作用。这是政权工作中民主精神的更进一步地发扬，因而也就进一步密切了群众和政府以及共产党的联系，进一步提高了人民政府和共产党的威信。
市民群众恋恋不舍地送别了市长的代表，并且热切希望市长以后经常这样派遣代表去听取他们的意见。彭市长对这个意见极为重视，打算把这个工作确定为制度，以便把政府工作人员放在人民的经常监督之下，和经常直接听取人民的意见来改进政府的工作。（新华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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