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讨我的资产阶级思想

第3版()
专栏：

　　检讨我的资产阶级思想
北京大学工学院院长马大猷
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开始的时候，我的认识是不够的。以为贪污和浪费和自己没有关系，官僚主义虽然难免，但也似乎并不严重。我根本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也没有体会到自己所负的责任的重大；尤其是没有认识到由于自己的官僚主义，曾给人民招致了多大的损害。因此，当工学院的初步检查发现这些贪污浪费情况时，我还以轻松的口气和旁观者的态度向工学院和全校的教、职、员、工同志们作自我“检讨”，并责备嘲笑了很多人，找到不少借口，只给自己戴上几顶帽子，敷衍了事。这可证明我对人民财产是如何的不关心！劳动人民对于自己辛辛苦苦创造出来的劳动果实是非常爱惜的，如果听到了这种严重的贪污浪费行为一定要愤恨万分，而我却用极不严肃、极不诚恳的态度来对待，这可证明我的立场和劳动人民有多大距离！我的立场使我不能认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重要性，也使我不能体会到“首长带头，亲自动手”的意义，甚至在运动开始时，我还有暂时离校的计划。幸亏马寅初校长纠正了我的错误。我这种态度当然要引起群众的极端不满。
以前我对于批评和自我批评有很不正确的看法。我常把自我批评当做抵制别人批评的武器。例如当化学工程系两位教授发生争执的时候，我不但没有帮助他们从原则上去看问题，解决他们的争端，以加强彼此间的团结，反而把自己的感情和成见加入，推波助澜地把争执更扩大了，到后来闹得几乎不可开交，我这才以“和事佬”的姿态，约请系中全体教师到一起，把一切错误都揽在自己身上，但并没有真正检讨的意思，因此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什么问题。我以前做的“自我批评”都不是从具体问题出发的，只是拣几顶帽子，比比差不多就戴上了事。我批评别人时就不同了，常常是夸大事实以耸人听闻，丝毫没有帮助同志，治病救人的意思。所以有意见是平常不提，在大会上大批评一番，甚至于用尖酸刻薄的口气使受批评者无地自容，以达到自我表现的目的，效果是在所不计的。这种“油腔滑调，尖酸刻薄”的批评态度，完全是资本主义国家中互相攻讦的办法，把它带到人民祖国来，实在是污辱了“批评”这两个字。我竟用这样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同志，把他们象敌人一般来嘲笑奚落，这再度证明我是如何缺乏人民立场，资产阶级的意识是如何的浓厚。
解放已三年，我为什么还有这种表现，而不能更快的进步呢？一方面是因为我有个人英雄主义思想，只看见别人的缺点，看不见自己的毛病，自己对自己根本不认识，当然无法检讨了。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三年来一直没有认真学习。解放后，我对于政策、文件、时事等的学习好像是努力的，因而表现得也还进步。但实际上我只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做教条，没有真正体会它的实质，从来也没有用学得的理论，认真地检查自己的思想，把旧思想、旧作风作一彻底批判。所以三年来，我的思想方法仍是老一套，只是在外面披上了华丽的外套，里面的肮脏污浊却是原封不动。
从我处理建筑系问题的情况，就可以看出我的思想三年来是基本上没有改变的。朱兆雪先生于一九四七年到北京大学作建筑系主任，我从开始时就对他有意见。首先，朱先生是中法大学毕业，比利时留学，这两重资格都不能引起我的重视。在我的眼光中，至少是美国或者是德国的博士才能算是专家，比利时留学的算什么呢？因此对于朱先生的学术水平是不信任的。尤其使我不能容忍的是朱先生个性非常强，他有他的办法，不听话，这和我的自高自大意识正好针锋相对。因为宗派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的关系，就使我和朱兆雪先生无法调和了。因而我也对建筑系有了成见。建筑系有很多优点，我都看不见，而它的某些缺点我却尽量加以扩大。因为和朱先生闹意见，并进而把建筑系看成眼中钉，在解放前，我就经常说建筑系没有必要属于工学院，因为它和工学院其他各系共同的地方很少。解放后，我还暗中向上级反映，说建筑系如何不健全，因此在一九四九年暑假前，当时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就令其停止招生。当命令到达学校以后，又压置了几个星期，等四年级同学离校，三年级同学也出发实习后才发表，以减少执行的阻力。系中师生听到停止招生消息后，立刻大哗，三年级同学也从实习工地赶回学校，要求重新考虑，我对此一点也没有管，我只凭个人恩怨，绝对没有想到国家建设人才的培养问题，并用“我只能执行上级指示”为辞，毫不考虑大家的意见。经同学多方奔走，费了一个暑假的时间，最后才由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决定，请朱先生回校继续负责。但这时已经有几位先生离校，根本不能回来了，建筑系的元气至今还没有恢复。那时因已过了招生时期，朱先生提出招生问题时，我以北京大学向来不招第二次生为辞又拒绝了他。现在建筑系三年级只有三个同学（还是由他系转来的）。在国家建设中需要大批土木建筑人材时，我们用很大力量一年只培养三个同学，真是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人民。我就是这样，凭个人成见，高高在上，不考虑群众意见，不顾人民的利益，玩弄手段，使国家受到了不可补偿的损失的。但是我并没有从这次事件取得教训，提高自己的认识。去年暑假朱兆雪先生为私事逗留上海多时，在他回来时，我又故态复萌，表面是希望他辞去兼差回校领导系务，或是只担任课程，但主观上却还是希望他不来。他果然要辞职，我就写信敷衍了一下，他仍继续要辞职时，我就不再劝了。李酉山先生（机械工程学系教授兼系主任）提出应该并且也可能争取他留校，但我不加重视，并且向汤用彤副校长讲，允许他辞职也好，以免他妨碍院系调整工作；对系中先生和同学则说学校已准备接受朱先生的辞职。我就是用这种可耻的两面派的办法来达到驱逐朱先生的目的的。当然，我不这样做，朱先生也许还是要走，但是我不应当用这种恶劣手段来排挤他，我身为院长，就是他有错误，也应该用批评的方法对他进行教育，但我对他所采取的是非同志的态度。这也可以看出，在三年中我的思想和作风是基本没有改变的。
我在考虑问题时，缺乏人民立场，在工作中，有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主要的原因是我早已受了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严重侵蚀。我一直以为自己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事实上自二十五岁起我就是在所谓“上层”社会中混，经常接触资产阶级。自一九四七年做北京大学工学院院长后，因为学校缺少设备，就用种种不正当的方法搜集物资。比如用拖账方式向伪救济总署购买机器和电料，利用伪法币的迅速贬值，用少数钱购得大批物资。向伪公路总局借来材料试验机，后来借口不还；自官厅水库在工学院存贮物资内取出电动机、水泵、柴油机等。工学院的设备很多就是这样用骗、赖、偷的方法搜集来的。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用这些不正当的方法为学校搜集实验设备，当然无所谓对不对，可是这种明抢暗夺、投机取巧的作法，显然的是资产阶级甚至是官僚资产阶级积累资金的卑鄙手段，是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所指导的道路。这样做得惯了而不在自己的思想上留下深刻的烙印是不可能的。首先，它增加了我的自高自大感，觉得自己的能力比任何人都高，因而看不起任何人，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其次，它使我喜欢卖弄聪明，耍手腕。推动工作常常不是提高到原则上来解决同志们的思想问题（我自己也不从原则上看问题），只是当作一件任务从个人的利害出发加以说服。这样更加强了工学院中同志们的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思想。并且有时就不能不给同志们以不诚恳的印象，使同志们怀疑我别有用心。我因为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失去警惕，不仅不因为过去采取了很多的卑鄙手段，觉得痛心，觉得羞耻；反而自觉神通广大而沾沾自喜，这不是充分表现了我思想中所存在的毒素么？在解放后，那些公开的盗窃行为当然是非法的了，但是对于已到手的物资虽然不少是学校中无法充分利用的，可是我却以得来不易，将来总会有用为借口，用资产阶级自私自利的态度紧紧的守着，不肯让给其他单位使用。这批积压的设备如果组织起来或者使用在适当的地方，是可以为人民创造大量财富的，并且也要在国家工业化中起一定的作用。但我却让这些宝贵的财富白白地闲置着，生锈、坏毁，造成严重的损失。这所表现的对人民财产不知爱惜的态度简直是不能令人容忍的罪过。人民把工学院这样一个重大的任务交给我，我却一直让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支配着我，把大批人民财富浪费着，自己还以为没有什么问题，这是不可饶恕的错误。
我思想中所存在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毒素是严重的。由于不肯认真联系自己思想进行学习，对于自己的污浊肮脏思想行为一直没有认识。并且相反地，我还自高自大地认为自己是洁身自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并且在这假面具下做了不少可耻的事。解放后，我还是一直用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领导着北京大学工学院的工作，窃据要津，贻害人民，在人材培养上，在物资利用上都给国家造成了大量的浪费，使人民蒙受不可补偿的损失。以后只有倍加努力，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才能稍赎我的罪过。我深深地感谢毛主席英明正确的领导，及时地提出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使我有机会进行深刻的反省，清算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以免带给人民更大的灾害。我也要感谢同志们对我的诚挚和耐心的帮助，使我认清了自己的错误。我有充分的勇气和信心，加紧学习，改造自己的思想，使自己成为祖国建设所迫切需要的人民教师，为培养大批德才兼备，体魄健全、具有高度共产主义觉悟水平的人民干部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