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健 |
1988-08-30 23:00 |
瓜农“领袖”——山西省太谷县瓜类研究会评介
第2版(经济)
专栏：
瓜农“领袖”
——山西省太谷县瓜类研究会评介
本报记者 陈健
（近年来，随着农副产品供给出现一些波动，一些同志认为单家独户的小农生产与社会化大市场的矛盾已成当前农村的突出问题，主张政府和乡村社区组织出面，从扩大村组织“统”的功能或调整土地经营规模入手，促进小农生产的扩大化和社会化。
最近在山西农村采访，一个尊重农民的生产自主权，从科技服务入手，靠民间经营组织农户商品生产的新型组织——太谷瓜类研究会，吸引了记者，这里展示的，是一条受农民欢迎的路子。）
7月盛夏的太谷县，一片西瓜丰收景象。硕大的西瓜遍布路旁。说起瓜乡的丰收，不管是与县、乡干部还是与瓜农交谈，人们都要夸一番“瓜类研究会”：什么太谷“瓜研会”在全国西瓜行业“称雄”啦，什么成百上千的农民围着“瓜研会”的指挥棒转啦，什么瓜研会是“瓜农领袖”啦……
“托拉斯”是怎样形成的？
“瓜研会”所在的韩村，看上去仍很破旧，只有村前新竖的“政顺民乐、国富民强”的牌坊和路口研究会正在施工的小楼，使人感到小村内蕴的生气。
很难相信，就因为研究会设在这里，这个普通村庄竟指挥着全县1／10的耕地、1／10 的农民、1／10的全国西瓜杂交优种市场。
研究会选址此处，大概由于这里是研究会创始人史明春的老家。55岁的史明春，是个当过“右派”的县科委干部，本来再过几年就可平安退休回乡作“居士”了，可他却在这把年纪干起停薪留职的事来。
他的故事是从1980年开始的。
当时，省里想在太谷建农业现代化试点县，县里决定先在石象大队搞点。科委派史明春等4人到石象大队，搞“农业新技术总装”，老史是搞科技情报的，于是不仅搞了些配方施肥等常规性试验，还把刚刚了解到的地膜覆盖技术应用到西瓜栽培上来。太谷农民历来有种瓜传统，听说出了门新技术纷纷跑来参观，有人竟骑着自行车在西瓜生长期间跑了几十次。一年下来，这做试验的百余亩瓜田产量产值都翻番，轰动一时。第二年，这项技术一下子由百余亩推广到2000多亩，散布方圆几十里，史明春等人骑着单车来回奔忙于瓜农中间，折腾了一年，产值又翻了番。这下瓜农们真来劲了。
靠史明春式的志愿性人员单枪匹马拚命干，终究难以满足众多瓜农的强烈需求。他求县科委派专人支援，县科委一摊手；求农牧局，农牧局摇摇头。政府机关无力，怎么办？老史他们下决心走一条靠自己和民间的新路。在县科协的支持下，他们联络了23个全县知名的种瓜能手，办起了“太谷瓜类研究会”。
（没有经费，更没有编制，有的倒是瓜农致富求助的切切呼声、无穷无尽的科学技术和待开发的市场！有了这些条件，再加上老史这些能人们的决心，研究会便应运而生了。）
研究会一开始就走上了科技人员牵头、种瓜能手示范、向千家万户推广新技术的路。一层带一层，1982年一下子推广了6000多亩，1983年又扩大到13000多亩。
面积大了，瓜种混杂得厉害。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研究会于1984年专门成立了经济实体型的研究所，用经营的办法去开发和建设制种基地。有了良种，先交瓜农按有关规程繁育，按质论价交售研究会，然后统一销售。老史把办实体之前的阶段归纳为“传授技术、交流经验、探讨问题”的传统技术推广路子阶段。而把成立经营实体看成一个重大转折，推广科技要得到社会承认就必须从根本上改无偿服务为有偿服务。实践证明，这种用民办经济实体来搞推广的办法使研究会获得了真正的活力。4年奋斗下来，研究会由常规品种发展到杂交一代，不仅太谷农民更新了两次瓜种，还自己开发出了系列新品种“太谷1—8号”。研究会的收入急剧增加。刚成立时年收入几近于零，去年销售收入已达300万元，预计今年可达1000万。几年繁育生产的10多万公斤良种，有9万多公斤销往全国24个省区。连一向谦虚的史明春也颇为骄傲：“要说全国西瓜制种同行竞争，数我厉害，我舍得让利，别人一斤瓜种赚10元，我只赚5元，利让给瓜农。”
去年底，太谷瓜类研究会发展成“太谷县农业产业开发协会”。这个新型“农协”下设17个农作物生产基地、一个瓜类研究所、两个厂（六味酱菜厂和农用塑料厂）、一个果园，共28个实体单位。这些基地共有4.3万亩土地，人口2.6万，他们在生产上受“农协”的安排和指导，经济上各自独立核算、互惠互利。（小小的瓜类研究会从无到有发展到今天，既不靠政府输血，也不靠人为树立典型，而是扎根于农户，走民办之路，用服务于农的原则，同农民结成生产经营一体化的利益实体。瓜农的利益就是研究会的利益，与农户同舟共济成为研究会力量的源泉，研究会这个“托拉斯”就是这么长大的。）
小农的社会化是如何实现的？
研究会为什么发展得这么快？有人总结是它通过紧密的技术经济纽带（而不是行政纽带）把分散的小农捆在一起，以较强的集团力量去争取到更多的市场。
在这几年农村发展商品经济的浪潮中，有两个浪头太谷农民今天想起来仍有些胆颤心惊：一是1984年，不少农民看见辣椒赚钱，呼拉拉一下子种了不少，全县总产25万多公斤，由于产大于销，最后白白扔掉的就有5万多公斤。二是1985年，农民们又赶起种菊花的浪头，全县一下子比上年扩大了4倍，种了8000多亩，由于滞销，农民经济损失达50多万元。农民痛心地说：“原想抱个金娃娃，结果落了个白种花”。怎样才能比较稳定地走入市场，在适应社会大生产需要的过程中争取自身的利益，成为当代农户的一大难题。
有了瓜类研究会，事情就不同了。
作为经营实体，瓜类研究会有3个层次：最上层是研究会，它负责新品种的开发、制订技术规范和技术监督、瓜农的培训、生产的组织以及收购销售等业务。每年与各地市场签好合同，然后再把任务分解到会员村和农户，瓜研会负责给制种户提供杂交优种的亲本，传授杂交制种技术，按合同价格收购种子。瓜研会的中间层是会员（种瓜能手）和专业乡村，有150多个会员和17个村，起示范、监督、布置下层生产的作用。这一层上接研究会，下联千家万户。如制种，农户每交一斤合格良种，中间层得1元钱管理报酬（据说今年更多些）。最下一层是普通农户，原来零星分散、各自为战的农户加入瓜研会的网络后即按研究会的要求去生产，产品统一交研究会销售。由于研究会的价格有“旱涝保收”性质，瓜农十分乐意挤进这个网络。有的是通过村组织，有的则是自己直接与研究会订合同。不管哪种形式，组织的基本原则是自愿和利益，基本链条是契约。现在，这些专业制种户已发展到3000多户、5000多亩耕地。一般说来，瓜农们除了吃瓜外还可每亩获1000元以上的卖瓜种收入。“每亩保收1000元，谁不愿干？”瓜农对记者说。（一家一户的小农就这样通过技术、通过市场，通过公平、互利和严肃的契约，被组织了起来。）
有人告诉记者：现在县里开干部会，不少乡干部不愿去，即便去了也多属应付。可史明春的研究会要开会，会员和有关乡村干部可积极了。这里有真正利益的纽带。研究会的宗旨是：“勤俭为本、科技先导、共同富裕。”研究会知道，它的前途取决于与农户的联系，因此也尽可能让利于农。几年来，研究会培训瓜农两万多人次，先后印发各种技术资料3.4万多份。凡是以各种形式与研究会挂钩的农户，都直接或间接享受到研究会的技术和经营服务。研究会除了销售良种赚钱外，其它如技术培训、咨询服务、出版科普刊物资料、新品种研究开发等均是赔本买卖。1982年以前，太谷县每年西瓜收入不过170万元，现在却达到1500万元左右。发西瓜财成了太谷农民的一大福份。难怪瓜类研究会在太谷深孚众望，并被全国科协授予“全国科普先进单位”称号；史明春本人也被省政府命名为“科技实业家”。
在很大程度上受瓜类研究会的影响，近二年太谷农村已涌现出111个不同形式的专业协会，涉及瓜类、小麦、蔬菜、花卉、果树、植保、药材、农机、苗木、奶牛、食品等15个专业，30多个项目。这些组织的共同点是以农村种田能手为主体，以农户家庭经营为对象，以现代科技为主线，以发展商品生产提高经济效益为目标来开展服务。可以说太谷农村出现了有声有色的“协会”热。
（写到这里，记者想起近年在农村采访碰到的另一个大问题。各地有许多的专业水平不错的农业技术推广站、畜牧兽医站、植保站等农技系统，近年多陷入“发不出奖金、出不了公差、搞不了研究”的困境，大都向上级哭穷叫苦，靠国家拨款过日子。仅在太谷县境内，就有实力雄厚的山西省农业大学、山西省畜牧学校、山西省果树研究所等单位，农业科技人员多达2000多名，很多人的职称、学识、专长和胆略都不在史明春之下，可
“百万富翁”的风头为什么偏偏让老史去出了呢？）
仔细研究史明春的奋斗史，可以发现，瓜类研究会的大发展还是在经营实体成型之后。开始推广地膜，主要是无偿服务、完成上级交办任务性质，而随着经营实体的建立，科技推广的车轮才不是由上级来推动而是自动地转了起来。看来，创造出一个富于活力的体制才是根本的原因。
（那些比史明春更有实力、更有本领、更有条件的科研单位和科技人员，那些只靠强化村政权“统”的职能一个办法来促进小农的社会化专业化的同志，能不能从瓜类研究会的路子上得到些启示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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