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昔阳到凤阳

第2版(要闻)
专栏：农村改革已十年征文

从昔阳到凤阳
北京吴象
昔阳和凤阳，标志着我国农村改革前后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
从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后期，是“农业学大寨”的时代。大寨农业生产搞得相当出色，不愧为艰苦奋斗建设山区的榜样。1965年，毛泽东主席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后来，“四人帮”利用了这个口号，把大寨人为地拔高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典型。“农业学大寨”运动实际上变成政治运动，变成农业合作化后期开始的、公社化时期进一步加剧的“左”倾错误的继续和恶性发展。
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怎么能只学一个典型？即使大寨经验没有被歪曲，这种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的“一刀切”，也必然导致严重的后果。何况当时学大寨强调“不掺假”、“不走样”，不仅要学根本经验，而且要学具体经验；不仅农业要学大寨，而且教育也要学大寨，商业也要学大寨，计划生育也要学大寨，各行各业都要学大寨；不仅要建设大寨县，而且要建设大寨地区、大寨省。真理超越一步就变成荒谬。于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不过瘾了，代之以“穷过渡”；“评工记分”太麻烦了，代之以“大寨工”；副业和多种经营被当作“集体经济内部的资本主义”取消了；自留地和集市贸易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农民名为集体经济的主人，实际变成了可以任意拨来拨去的算盘珠子，他们的积极性已经被“大锅饭”、“大呼隆”、“瞎指挥”消磨殆尽，至此进一步被吞没了。学大寨运动使大寨自我膨胀，忘乎所以，丢掉了原来优良的作风和传统；更使农村中广泛存在的左倾错误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在全国造成灾难性的损失。六七十年代国家对农业的投资并不少，农田基本建设成绩也不小，但由于农民积极性不高，农业生产仍然上不去。全国504万个农村核算单位统计，人均收入超过100元的不到20％，一半以上在50元到100元之间，27.3％在50元以下。伴随着天花乱坠的假话、大话、空话而来的，是普遍的贫穷。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点。在会议通过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精神鼓舞下，一场意义深远的农村改革开始了。
农村第一步改革的主要成果，是家庭联产承包制取代了僵化的公社体制。农业生产由于本身的种种特点，一般总是同家庭组织联系在一起的，不像工业生产那样，可以集中起来，固定在工厂中进行。农业合作化以后，每逢生产遇到波折，农民总是求助于家庭经营——包产到户。它一次再次在不同的范围内出现，又一次再次被当作资本主义复辟被批判、压制下去，而且一次比一次批判得更严厉，处分的人更多。但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80年代初，包产到户终于形成不可阻挡的全国性的改革浪潮，席卷神州大地。包产到户开始也有种种不同的具体形式，有一种叫“大包干”，起源于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的故乡——安徽省凤阳县，就是那个“身背花鼓走四方”的穷地方。办法是农民从实践中摸索出来的，当时没有什么名称，滁县地委书记、凤阳县委书记同农民一起座谈，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凑了个顺口溜：“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对它作了简明、通俗的概括，从此大包干就在全国广泛流传开了。在大包干基础上逐步完善起来的联产承包制，给农村改革注入了强大的活力，5年中粮食增加了1000亿公斤，棉花增加了380万吨，基本上解决了长期没有得到解决的温饱问题，不仅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而且推动了城市的改革，促成了我国国民经济第一个翻番的实现。
包产到户长期是一个敏感的禁区。为什么凤阳能首先突破这个禁区，成为联产承包制的发祥地之一？第一，朱元璋的这个故乡，虽然地势平坦、气候温和，但易涝怕旱，十年九荒，历史上就是著名的贫穷落后地区。而且凤阳受“左”的折腾之苦，比别处更甚，农民寻找出路、摆脱贫困的要求，也比别处更为迫切，更为强烈；第二，凤阳同安徽许多农村一样，60年代初就搞过一两年“责任田”，农民尝过包产到户的甜头，农村政策一开放，就或明或暗地采取不同形式“包”起来了；第三，当时安徽省委领导坚定地遵照三中全会精神，实事求是，不怕风险，坚决支持群众的创造，没有这个“小气候”，新生的幼芽也是难以健康成长的。在“农业学大寨”的时代，农村各级干部绝大部分都到大寨和昔阳参观学习过，但总是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凤阳的经验是在种种压力和阻力冲出来的，却不胫而走，风靡全国，在各地开花结果。鲜明的对比告诉我们：要倾听实践的呼声，要尊重群众的创造，要十分珍惜和保护农民的积极性，要把生产力的发展作为衡量事物的根本标准。这是农村第一步改革所以取得成功的几个要点，也是深化农村改革以至社会主义现代化全过程中不应该忘记的几个要点。
从昔阳到凤阳，农村经营管理体制实现了适应商品经济的根本改革，是历史性转变迈出的决定性一步。它澄清了和纠正了对社会主义的许多糊涂和错误的观点，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不能排斥商品的经验。但是，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体制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一个充满矛盾、摩擦的相当长的过程。如果对改革的艰巨性、复杂性缺乏清醒的估计，必将在曲折前进的道路上感到迷惘。1985年，粮食生产在连年大幅度增长后下降了，至今徘徊了3年。接踵而来的是投资规模失控，消费基金增长过快，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农民不愿种粮，不正之风愈演愈烈。有人惊呼农业生产发生“危机”，有人怀疑农村改革出了问题，至少认为联产承包制不是“长效药”、潜力已经用完。对此到底应该怎么看呢？且看凤阳和滁县地区10年来特别是近几年的变化。
滁县地区包括凤阳共辖7个县（市），有350万人、600多万亩耕地，过去是“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贫困地区，实行联产承包制后，一跃变为国家的商品粮基地。如果说1984年以前农业生产的迅猛发展在全国有普遍性，那么，滁县地区的特点，就在于1985年以后一直保持着全面增长的好势头，而且似乎后劲越来越大。粮食每年平均递增1亿多公斤，今年总产超过29.35亿公斤，比1978年前翻了一番半，今年一年提供的商品粮，比10年前的总产量还多3亿多公斤，全区平均每人提供商品粮500公斤左右，相当于全国平均数的5倍多。经济作物、多种经营、乡镇企业同步增长，各县大体平衡。尤其是乡镇企业，原来的基础非常薄弱，1978年总产值只有0.75亿元，“大包干”后有所发展，到1983年陆续增加到1.72亿元，5年间平均年增长0.2亿元。1984、1985两年连续翻番，至今仍是方兴未艾之势。今年总产值可达28亿元，比10年前增长30多倍。人均收入今年可达530元。
谁也不能预料凤阳和滁县地区今后将如何发展，目前就遇到一些靠它本身力量难以解决的难题。但是，一个几百万人口的地区，不是一个县，更不是一个乡或一个村，连续10年一直保持全面发展的势头，无论如何已经雄辩地证明了联产承包制的巨大潜力，促使人们思考这一奇迹是怎么创造出来的：
——改革必须从实际出发。滁县地区是农业区、产粮区，始终不能放松粮食生产。他们主要依靠农民自筹资金和劳务积累，不断增加物质投入，改善生产条件，使有效灌溉面积由30％左右增加到70％以上，因此在比较利益严重下降、定购任务逐年增加的情况下，粮食生产仍能持续、稳定增长，为全地区经济的全面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改革必须不断创新。滁县地区没有陶醉于“大包干”的成就，而是不断地采取配套措施使之日臻完善。最突出的是抓社会化服务，创办了股份制经营的服务实体，引导农民联合组建自我服务组织，逐步建立多层次、系列化的服务网络，使分散的家庭经营适应社会化的大生产。
——加深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仅仅全神贯注地抓农业、抓粮食显然是不够了。滁县地区重视用商品经济的新观念，去了解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总揽农村经济的全局、两个文明建设的全局，并力求上升到理论高度。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编写出来的《农村改革的哲学思考》，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成果。
从昔阳到凤阳，是自给半自给的农村经济向现代化商品经济转化的开端，而不是完成，前面的路还长，问题还多。但从凤阳和凤阳所在的地区传来的消息表明，我们并不是无能为力，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