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末”偶感

第8版(副刊)
专栏：

　　“世纪末”偶感
　　金克木
20世纪只剩下12年，现在可算是快到“世纪末”了。
“世纪末”一词本是由19世纪末期欧洲一些颓废派文学家提起的，是颓唐绝望的代号。世纪从耶稣基督降生之年算起。“世纪末”暗示人类纪元的终结，“末日审判”的到来，颓废文人以此代表绝望。这标志着欧洲19世纪的进化论思想和乐观情绪遭遇了危机，科学万能的信念开始动摇，预兆了以后的两次世界大战。在欧洲，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正是一个“转形期”。科学、哲学、文学、艺术甚至宗教无不产生矛盾，向反面转化，呈现出惶惑和迷茫。
在中国，这个“转形期”正是从痛苦的上一个“世纪末”延续下来的。1894年甲午战争败给东邻岛国日本，这对中国是比鸦片战争更为严厉而且残酷的警告，于是，当权者同反政府的力量几经较量，从1912年起，才出现了没有统一王朝和皇帝的民国。但是许多无皇帝之名的大小皇帝，从军阀到恶霸，仍然连绵不断。一连串的战争直打到1949年全国统一。20世纪已经过去一半了。
到20世纪末，香港、澳门都回来了。亡国的危险过去了。中国成为世界上的强国。然而，在文化方面，我们的苦难还没有结束，90年前戊戌变法维新和大约70年前五四文化及政治运动所提出来的问题，仍然没有在全国人心中得到共识。文化不仅是政治和言论。文化的核心是思想。这又不是表现为哲学系统的思想，而是大多数人意识到或没有意识到的指导自己行动的思想。文化是核心思想的各方面表现。这不是随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表层变化常有，深层意识（集体无意识）难变。欧洲从古希腊、罗马以后，经过1000年的中世纪，几百年的文艺复兴，表层大变，核心思想仍有一线相连。日本从明治维新起，几十年就大变，战败后又大变，但是文化的核心思想仍然“万世一系”，并未断绝。
指导行动的思想，看起来是答案，是结论，其实都是针对着问题的。如果问题没有清楚认识，答案也就模糊不明，行动自然会随着摇摇摆摆。认识问题比接受答案不知难多少倍。我们的文化思想传统，从伏羲和文王画八卦以来，就是喜欢判断，不喜欢提问。对结论的兴趣远远超过了对问题的兴趣。欧洲人即使在中世纪的神学中也不断提问题进行争论。我们没有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也没有卢梭。我们有过百家争鸣，但是只有各种不同意见，却不追究共同问题以求明确。战国时学派争鸣的集中地是山东半岛的齐国，但统一天下的是从黄土高原下来的并无“百家”的秦国。秦始皇封禅的仍是泰山而不是首都咸阳附近的华山。这些都是为什么？1876年英国人获准在上海和吴淞中间修铁路通了车。第二年中国人就要求拆掉。终于中国政府花了28.5万两白银买下来，拆了，全投在湖里。这又是为什么？难道用愚昧二字作答案就够了吗？我们挨打是起于1840年鸦片战争，但是许多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比较普遍受到震动的是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这动摇了“天朝大国”的思想根本。“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开始了新旧思想冲突。可是冲突点在哪里呢？究竟是什么问题呢？对此，兴趣不大。兴趣在于目标：富强。在于达到目标的道路：君主，民主。这还是要维持“天朝大国”的思想。从文化观点说，快满100年了，究竟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现在好像大家注意到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冲突。这是历史上有过的问题，而且许多国家都有。这还是100年前的中西或则中外冲突的问题。排外不成，全面学习外国也不成，可见这仍旧是表层。那么，深层是什么？前提恐怕是要认识我们自己。可是我们的习惯是从来对自己不提问，不追究的。
考试出题都是就答案出的。先有了答案，后才有问题。文化思想问题却不是这样。不弄清问题就用一个又一个答案轮流去试，结果是费时费力不讨好，还会有后遗症。这不是帽子，可以一顶接一顶戴来戴去。提问比作答实际上难得多。真正的问题不是先有答案的试题，不是提出的，而是认识的。问题是客观存在的，是不随人的意志为转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