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仲呈祥 |
1989-01-31 00:00 |
１９８８：中国影坛的两个热门话题——“娱乐片”与“主旋律”之我见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１９８８：中国影坛的两个热门话题
——“娱乐片”与“主旋律”之我见
仲呈祥
内容提要：强化娱乐功能的影片的大量生产是历史的必然，但却有形成新的单一化的苗头。“娱乐片”这一概念不科学，割裂了艺术作品诸社会功能的内在联系。应当积极地适应大众的审美鉴赏习惯，适应是为了提高。
“主旋律”的含义应不止于题材和作品层面，它应当成为艺术家一种自觉地体现时代精神和人民呼声的创作意识。一切有利于现代化建设和全面改革、激发人们创新进取、陶冶情操的优秀之作，都应当视为“主旋律”创作。
新年伊始，回顾和检视１９８８年的中国影坛，人们自然会论及那一直“热”到如今的两个热门话题：一是所谓“娱乐片”问题，一是“主旋律”问题。这两极，在整整一年的电影创作实践及其相对应的理论批评上，引起了活跃而有益的讨论。
面对着当今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型的变革大潮，中国电影于１９８８年突出地提出了加强故事片的观赏性、娱乐性的课题，并在这一年中一下子创作生产出了主要属于武打片、惊险片、歌舞片等类型的旨在强化娱乐功能的影片达８０余部，占全年故事片总产量的６０％以上。中国影坛从未有过的这种电影文化现象的产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应当看到，一方面，较长时期来，在“文艺从属于政治”和“文艺为政治服务”原则的影响下，包括电影在内的整个文艺创作，都存在着片面夸大文艺的教化、认识功能而贬低乃至无视娱乐功能的倾向，需要切实匡正；另一方面，伴随着改革的深化，又由于诸种复杂的原因使电影市场日趋萎缩，给电影作为一种企业带来了经济的压力，也需要吸引观众，增加票房价值，逐步适应正在形成的以商品形式向人们提供精神产品和娱乐服务的文化市场环境，求得电影艺术自身的进一步繁荣和发展。
但是，无庸讳言，也许由于我们对拍摄娱乐性强的影片还缺乏足够的艺术经验积累和理论批评准备，对与这类影片关系密切的某些类型片种特定的审美规范和电影语言模式都还不够娴熟，因此，去年大量的旨在强化娱乐功能的影片，除《摇滚青年》、《顽主》、《疯狂的代价》等屈指可数的几部具有较好的艺术水平外，多数质量平庸，甚至还有少数或粗制滥造、或思想内涵上发生了某种失误和倾斜。只消一览片名，便见“杀”声震天、“血”流成河、“险”情丛生、“女”字满目……更不用说影片在内容上，即在形象设计、人物关系、行为因果、故事情节上往往彼此雷同，似曾相识，缺少艺术家独特而新鲜的审美发现了。好像只有一窝蜂地抢拍武打、惊险、情杀、歌舞等少数几种能集中表现某些感官刺激场面的类型片种，才能强化影片的娱乐功能；好像每片无论表现主题、人物、情节是否需要，都势必一窝蜂地把镜头对准那些超豪华的灯红酒绿的舞厅、酒吧等实在属于超前消费的娱乐场所，以及狂吃滥饮、胡搂乱抱、无端裸露之类，才会有娱乐性。难怪有文章纷纷发出了对这类影片中新的单一化、公式化、概念化苗头是否又在形成，电影艺术家的主体意识是否又在弱化，电影创作的文化品位和审美素质是否有所降格的种种担忧。这启示我们冷静地科学地思考一些原则问题。
我以为，首先，是关于“娱乐片”这一概念的科学性问题。所谓“娱乐片”显然是按影片自身的属性、观众作为接受主体的属性及其所处的文化环境的属性等多种复杂因素所共同制约的社会功能为逻辑起点，来进行抽象划类的。既如此，按照这种抽象的逻辑去推理，是否还应有与之相应的“教化片”、“认识片”和“审美片”呢？影片的社会功能，不可能是如此了了分明、如此单一的。无论是侧重于哪一种社会功能的影片，哪怕是娱乐性极强的影片，只要它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汇入中国当代文化建设的总体格局，参予到各种文化的交融、整合、流变的历史进程中去，其社会功能就必然是多方面的。人为地割裂了各种社会功能之间的内在联系，在创作实践上，势必始料未及地导致从过去的单向强调重教化轻娱乐而走向新的单向强调重娱乐而轻教化的极端，导致以为电影这种大众传播媒介的社会功能就仅在娱乐和只有“娱乐片”才有娱乐性的误解。事实上，这种后果已经和正在局部发生。
其次，是关于社会主义电影艺术的政治方向一致性与内容、形式、风格流派多样性的统一问题。有文章认为，所谓“娱乐片”的目的就是单一的娱乐，切忌要求它同时去负载什么思想内涵和认识功能。窃以为不然。如前所述，在我看来，所谓“娱乐片”，其社会功能不可能仅止于娱乐。更何况，作为社会主义的电影文化建设，其政治方向的一致性决定了它无论如何强化娱乐功能，无论如何丰富多样，它都应当是积极、健康、向上的。所以，把加强影片的娱乐性理解为可以取消艺术的社会意义和社会责任，可以容许迎合低级庸俗的审美趣味甚至粗制滥造、思想倾斜的劣品，是不对的。而且，加强娱乐性也是各种类型片种都应有的题中之义，不仅武功片、惊险片、歌舞片可以具有较强的娱乐性，故事片中其它各种样式的类型片种，在加强娱乐性上都大有可为。
再次，还有一个关于如何认识和处理适应与提高大众审美鉴赏习惯的问题。大众审美鉴赏的习惯，即大众在民族文化传统和鉴赏活动中长期积淀形成的一种集体无意识，确实是存在的。根本无视这种习惯的存在，是一种不足为取的“沙龙艺术观”。但是，那种认为加强娱乐性就要一切顺应大众审美鉴赏习惯的主张，恐怕在客观上正助长了某些迎合市趣的“娱乐片”的问世。应当清醒地看到，我们今天所处的现实社会环境、文化条件，我们现存的舆论力量、价值观念，都还有着某些与现代化不相适应的东西。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素质、文化品格、文明水平乃至鉴赏习惯，都亟待提高。如果一味消极地去顺应传统的鉴赏习惯，那就难免会强化其中的落后因素，使电影文化的建设陷入一种内在的悖论，不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所以，应当积极地去适应大众的审美鉴赏习惯，即为了提高大众的文化修养和审美趣味而去适应，适应是为了提高。明乎此，才可望创作出更多的思想艺术质量和娱乐性均属上乘的优秀影片。
与所谓“娱乐片”相对应的另一热门话题，是关于强化社会主义电影创作的“主旋律”强音。如果说，“娱乐片”热点侧重于强调电影的娱乐功能；那么，“主旋律”热点则侧重于强调电影的认识功能。在我看来，任何时代、任何社会，其社会生活内涵的各个方面总有主次之分，反映和表现社会生活的文学艺术潮流也就必然有主次之分，主与次是相比较而存在的。在今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全面改革就是社会生活的主导方面，文学艺术反映和表现这个主导方面，就形成了主潮。所谓主潮，不仅是一个“量”的概念，更重要的是一个“质”的概念。只有那种在“质”上代表着那个时代的时代精神、那个社会的人民呼声的创作意识，并标志着那个时代、那个社会文学艺术发展的历史流向和最新水平的创作思潮，才堪称主潮。严格说来，“主旋律”的内涵恐怕指的就是主潮的旋律。所以，它的意义不应仅止于题材和作品的层面；更重要的是，它的意义在于指一种自觉地体现时代精神和人民呼声的创作意识和创作精神，一种消溶于艺术家创作主体的整个艺术思维过程中的自觉的内驱力。在这种创作精神和内驱力下创作出来的一切有利于现代化建设和全面改革的优秀之作，一切有利于激发人们奋发图强、开拓创新、积极进取的优秀之作和一切有利于陶冶人们道德情操的优秀之作，都应当视为“主旋律”创作。从这个意义上说，优秀的“娱乐片”创作，也完全可能汇入“主旋律”。这样来理解和界定“主旋律”，我以为较为科学、较为符合实际，也更有利于“主旋律”创作自身的多样化繁荣。
但是，现在流行着一种仅止于题材和作品层面的对“主旋律”的狭隘理解，妨碍着“主旋律”创作的多样化发展。这种理解认为，只有少数正面描写改革生活、为改革家立传的作品，才叫“主旋律”。人们往往根据某几部影片因观赏性不强而观众不多的事实，发出“主旋律”难以奏响的诘难。这种狭隘理解，无异于画地为牢，禁锢了“主旋律”创作的思维天地，影响了“主旋律”创作的百花齐放。实际上，几年来“主旋律”创作实践，本身就反驳了上述诘难。处在新旧交替的伟大历史变革中的中国人民，需要强大的意志凝聚力和精神推动力。他们不仅欢迎像《Ｔ省的８４、８５年》这样的正面讴歌改革的优秀之作，也欢迎像《野山》那样的细腻刻画在改革背景下普通人们价值观念更新嬗变的优秀之作；他们不仅需要像《血，总是热的》这样的鞭笞改革的外在阻力的力作，也需要像《老井》那样的解剖改革者努力实现自身观念变革的力作；他们不仅需要像《共和国不会忘记》这样的为当代改革家立传的大气磅礴之作，也需要像《巍巍昆仑》那样的在历史与现实的契合上激发人们开拓进取的恢宏之作；……总之，“主旋律”电影创作的主题正在日趋深化，题材正在日趋拓展，风格正在日趋多样，路子越走越宽，其生命力是旺盛的。
当然，我们在匡正那种对“主旋律”的狭隘理解时，也不要又走到“泛化”理解的极端，即把什么作品都说成是“主旋律”创作。那样理解，就实际上淡化乃至取消了主与次之分，也就实际上淡化乃至取消了我们对“主旋律”创作的提倡。我以为，只要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分析，真正防止了非此即彼的片面化、简单化思维方式，那么，１９８８年中国影坛的两个热点，一定会在新的一年里“汇热”到社会主义电影文化的建设洪流中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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