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跳槽”看就业动向

第5版(国内专页（经济）)
专栏：

　　从“跳槽”看就业动向
本报记者赵兴林
被单位除名，这个一向刺人的字眼和令人难堪的境况，８０年代已闯进人们的生活。
“给我一条生路吧！”一位在棉纺厂工作２０多年的熟练工竟然要求除名，像是哀求又似乎是最后“通牒”。之前他已多次请求单位除名而未成。
“我要求辞职”，一位青年工人递来厚厚的一沓人民币，作为向单位交纳的培训费。
“你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反正我得走人。”
１９８８年，北京市自动辞职，或采取“主动”被单位除名的有１４０００多人。他们中多数是企业的生产骨干、熟练工，也有走上工作岗位不久的大学生、研究生。
人们怎样看待这些“跳槽”者？他们现在的境况又如何呢？
“就业职工中途‘跳槽’，使企业生产和管理人员出现了断层。”人员流失严重的北京棉纺二厂领导对这种不甚平等的“人才竞争”发出惊叹，却又找不到对策。原来这个拥有９０００多名职工的国营企业，近年来人员外流达１０００多人。从年龄结构看，３０岁左右的居多。有挡车工、电工、汽车司机。
企业界人士认为，“跳槽”，个中原因是多方面的，不满本单位现状者有之；个体户的暴富，合资企业的较高收入，也是很强的吸引力。有些申请辞职者，事先已找好门路、衣袋里揣着已经联系好接收单位的调令。这种人横下心要走，拉也拉不住。北京某国棉厂计算机室有位助理工程师，“跳槽”到一家公司，马上被晋升为工程师，基本工资随之上涨。厂领导挽留不住，采取“冻结”调出措施无济于事。接收单位提出不要工资关系、人事档案，这位技术员不辞而去。
不是所有“跳槽”者都能马上找到合适单位，有的把自己的档案材料，暂时寄存街道办事处，尽管每年交纳１８０元保管费，也在所不惜。他们把希望寄托在首都的劳务市场，那儿没有“人情”、“关系”干扰，给每个求职者以公开、平等的机遇。一些有业务专长的人在市场上非常吃香，在去年西城区举办的劳务市场上，一个小伙子名叫周杰，会驾驶、电工和司炉，在场的４个单位争着要。这天上午，另外有５０多位有技术专长的电工、焊工，也都找到了比较理想的职业。
而那些无业务专长的“跳槽”者，却成了“困难户”，他们四处碰壁之后，想回原单位的也不乏其人。
“厂长，开开恩，让我回来上班吧。”记者在一家工厂采访时，就遇上一位哭哭啼啼的青年女工。原来这位女工看到从本厂“跳槽”出走的人，有的找到了轻松活计，有的增加了经济收入。她动心了，去年８月，向厂部递交了辞职申请书。厂领导考虑到她的实际情况，没有答应她的请求。但这位女工却采取旷工手段，一连３个月未露面。她被除名的目的达到了。可事与愿违，在家待了半年多，仍未找到合适去处。家人埋怨，邻里风言风语，在家待不下去了。今天，她第５次找厂领导。
“跳槽”进入流通领域的，则是另一番景象。在首都摊群市场一隅，一位身穿深灰色西服，脖子上系红色领带的“老板”说：“我真后悔离开工厂太晚了……”旁边一位身着牛仔裤，上身赤膊、满头卷发的青年接过话茬：“老弟，在街头摆摊售货，冬冷夏热、风吹、雨淋、日晒，还有许多麻烦事，看来你该多尝尝这些滋味罗。”接着，他用嘴噜了噜旁边一个空摊位说：“那哥儿前几天悄悄回到一家国营商店，重端铁饭碗了。”这真是，扔掉“铁饭碗”，又想“铁饭碗”呀！
“跳槽”者，并非都是为了钱。东安市场宣传干事姜冠军就是其中的一位。她从军十多年，从部队复员回京后，先后在市日化一厂任团委书记、厂办公室副主任，之后又到车间担任党支部书记。对她来说，在工厂仕途光明，并且每年还有两次向上浮动工资的机遇。问题是家离上班地太远，每天上下班路上至少４小时。今年２月，她来到东安市场当科员，经济收入减少了一大截。她心甘情愿。图什么？“每天上下班路途省时间，就等于延长了生命”，她坦然地回答。
王秋霞，快人快语。她来东安市场前是北京商业学院教师，夫妇已在商学院分到了住房，执教也有４个年头了。去年春季，王秋霞和部分学生来东安市场实习，她深深被名声日震的东安集团公司吸引。她说：我是学商业经济的，但一接触实际，就感到自己所学得的知识苍白。所以才来东安市场的。
大学教师来商场当办事员，连原单位分到的住房也退掉了，是不是有点吃亏？她爽朗地答：“我要求的是个人事业上的满足。”
究竟如何看待“跳槽”现象？经济界有关人士认为：这是对多年来的劳动分配制度的冲击，表明他们开始注重自身价值和竞争意识。
面对这种形势，如果采用“命令式”、“封闭式”手段，已无法解决商品经济发展中必然涌现出来的人才流动问题。
对策，只能从深化改革中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