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澜涛 郭林祥 王芳 刘复之 |
1989-06-28 23:00 |
思君若汶水 浩荡寄南征
第6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思君若汶水 浩荡寄南征
刘澜涛 郭林祥 王芳 刘复之
二十年前，我国公安保卫工作的卓越领导人，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徐子荣同志含冤而逝，过早地离开了他所孜孜以求的事业。在他二十周年祭日的时刻，我们这些与他并肩战斗过的人，犹记他的音容笑貌，以及他那实事求是，质朴豁达，勤奋洁廉的品德，缅怀他的业绩，献上我们深深的思念。
坎坷磨练成英才
１９０７年，徐子荣出生在河南确山一个农民家庭，受兄长的影响，少年就同情革命。１９２７年初，参加了由马尚德（即杨靖宇）、李鸣歧领导的确山农民起义，在起义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９月，任确山县委书记，坚持领导地下斗争。翌年底，确山第三次起义失败后，子荣同志被党组织派往北平从事地下活动。他掩护在国民大学，秘密组织“左联”社团，举办“民众夜校”。“九一八事变”以后，他全身心地投入了抗日爱国活动。
１９３３年夏天，中共北平市委、军委为纪念南昌起义五周年，宣传抗日，决定在８月１日举行暴动预演。当天徐子荣携带以“点心盒”伪装的传单向集会地进发，途中被宪兵查出被捕。徐子荣一口咬定“点心盒”是在路上拣的，根本不知内装何物。因没有其他证据，反动当局只好以“扰乱社会治安”的罪名判刑６年，押入军人反省分院（即草岚子监狱）。在草岚子监狱地下党支部的领导下，徐子荣投入了狱中的“反审查”、绝食等一系列斗争，还协助地下党支部生活委员赵缚管理生活、照顾病号，并对狱中的看守和狱吏做争取工作。１９３６年９月，徐子荣同志经党组营救出狱后，立即被派往太原任山西工委秘书长。１９３８年初，中共晋冀豫省委（后称太行区党委）成立，他先后任宣传部、组织部部长。以后又被派往太行五分区，任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１９４４年５月，垂死挣扎的日寇集结五六万兵力发动“河南战役”，国民党军队不战而溃，把豫西的大片国土拱手让给日本侵略者。在这危急时刻，中共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命令太行五分区皮（定钧）、徐（子荣）所部，组成“豫西人民抗日先遣队”，强渡黄河，挺进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徐子荣同志作为这支部队的政委，同皮定钧同志一道率领部队经过一年多的浴血苦战，建立了以嵩山为中心，包括洛阳、登封、密县、荥阳等十余县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牵制和打击日寇。
重庆谈判之后，豫西抗日先遣队并入李先念、郑位三同志领导的新四军第五师，被编为中原军区第一纵队第一旅。１９４６年６月，蒋介石发动内战，集结３０万人的正规军，将只有６万人的我中原主力包围在东西２００里，南北５０里的狭长地带，妄图一举歼灭。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中原局根据中央的指示命令李先念率主力突围，留下一支精干部队作掩护，保障主力部队西撤。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落到了第一旅肩上。经过深入细致的分析和反复思索，子荣同志在旅党委会上提出一个方案：待主力部队过了铁路线，第一旅便虚晃一枪紧跟其后，走上一半天就隐蔽下来，躲过敌军的锋芒，然后掉头向东急行军，迷惑敌人，使之产生错觉，减轻西进主力的压力，等敌人弄清情况时，主力部队已经走出数百里了。这一方案得到皮定均同志的赞成，认为这是一个大胆而又稳妥的方案，旅党委一致决定照此行事。这支仅有五千多人的部队，在皮定均、徐子荣同志指挥下，经过２４昼夜的连续行军、激战，由河南的大别山，经安徽，到江苏，全体将士戮力同心，克服了罕见的艰难险阻，冲破了敌军的围追堵截，以最小的损失，完成了掩护任务，挺进到淮安，同华中军区胜利会师。
此后，这支部队，先后在陈毅、粟裕和徐向前的指挥下，在涟水、莱芜、孟良崮、晋中等重大战役中，勇猛顽强，屡建奇功，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光荣篇章。作为部队的主要领导人，徐子荣同志贡献出自己的全部精力和才智，赢得了上级领导和同志们的赞许，是公认的英才。
为公安工作殚精竭智
新中国成立以后，徐子荣奉中央军委之命调到公安部工作，初任办公厅主任兼人事局局长，不久任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党组副书记。他遵照党中央的要求，协助罗瑞卿同志制定了公安工作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法规，为公安战线的组织建设、业务建设、干警培训做了大量的工作。
初到公安部之时，子荣受罗瑞卿的重托，承担了组建公安队伍的重任，他始终坚持党的“任人为贤”的干部路线、五湖四海的组织原则和德才兼备的标准；既重视对工农干部的挑选，又重视知识分子出身干部的使用；为了保证这支队伍在组织上特别是政治思想上的纯洁，参照人民解放军的作法，自１９５２年起全国公安系统普遍建立了政治部，负责公安干部的教育、培训、考核。在建设一支罪犯惧怕、人民喜爱的公安队伍费尽了心血。
凡是与子荣同志有接触的人，无不佩服他工作上的勤奋、刻苦、认真，他主管的工作，不论是文件、报告，还是总结常常是亲自审改，字斟句酌，一丝不苟。业务局和各地送来的材料，他阅后一般都批上意见，不讲模棱两可的话。对下边送来的请示报告，不清楚的他都找有关同志商量和亲自去调查研究。１９５４年镇压反革命运动结束后，子荣同志即大力提倡业务部门要加强建设，特别是对侦查工作、治安工作和派出所基础工作，他耗费的心血尤多。
三年困难时期，人民内部的问题比较突出，特别是一部分灾区的群众侵占集体财产，小偷小摸，甚至哄抢事件相当严重，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对维护社会治安至关重要。当时的公安部长谢富治主张“把阶级斗争搞得更紧一些”，要各地公安机关运用专政手段来解决这些问题。子荣同志反对这个错误方针，他认为造成群众性的偷拿、哄抢等问题，主要是因为群众生活困难。对灾区群众的错误行为，一方面要教育，一方面要由各级政府、党委出面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安排好生活，度过暂时的难关，而决不能以对待阶级敌人的办法去对待因生活困难而有违法行为的基本群众。进而，他提出在灾荒情况严重的形势下，对待违法群众只能采取疏导的方针，而不能站在群众的对立面，激化矛盾，他把这一方针概括为：“可解不可结”，“可顺不可激”，“可散不可聚”。各级公安机关按照这一原则，正确地处理了这一人民内部矛盾。子荣同志还亲赴问题较多的重灾区实地考察，指导当地公安干警关心群众疾苦，帮助群众克服暂时困难，把治安工作做好。
子荣同志十分重视并善于处理敌我之间的问题，他经常告诫干部，对于敌我之间矛盾的处理，要慎之又慎，在不放过一个坏人的前提下，尤应保护好人，对那些一时间区分不清是敌还是我的问题，要划分一个“中间地带”，一律暂做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现在看来，子荣同志的见解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就当时来讲，更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徐子荣是以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而著称的，他遇事从实际出发，独立思考，经常深入到县公安局、城市公安分局、派出所考察工作，了解和掌握基层的情况。在５０年代后期，“左”的东西逐渐盛行，他对公安工作“大跃进”是十分谨慎的，要干部冷静的考虑问题，不要推广无法实现的口号。一次，他到派出所了解情况，听到人们议论群众办案好处很多，三天之内就破完了派出所的多年积案，子荣同志当即指出，对群众破案要予以注意，不然会造成冤假错案。他亲自复查案卷，推倒了几个假案。回北京后，他还多次提醒大家要注意这个问题，数次在党组会上讲：我们对经手办的案件要切实复查，使每份口供、每句证询、每条罪行都确实无误，不要等到十几年、几十年、上百年后让我们的子孙后代说我们不依法办事。
“文革”前夕，在上海举行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林彪诬蔑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篡军反党”，“为中央领导同志安装了窃听器”，对罗进行突然袭击。谢富治秉承其意，要徐子荣负责组织搜集罗在公安部从事反党活动的证据。子荣同志以清醒的态度和敢于负责的精神，对窃听器问题进行了实地调查，粉碎了林彪的阴谋，并告诫办事人员：看文件一定要纵观全文，弄清当时的历史背景，不要“攻其一点”，更不要“无中生有”，想当然行事。
赤诚宽厚，博学多思
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一切为了人民的利益，这是子荣同志所终生坚定奉行的。他以一颗赤诚的心维护党与人民群众之间的那种血肉相连的关系。１９４３年是太行山根据地灾难深重的一年，子荣同志所在的五分区，几经日寇的烧杀抢掠，加上天旱蝗灾等自然灾害，老百姓以树叶、草根、“观音土”充饥，许多人严重浮肿。在这严峻关头，作为地委书记的子荣同志亲自带领干部，带上自己的口粮，到情况最严重的地方，替群众下地抢苗、浇水、扑蝗，把口粮分给群众吃。
６０年代三年困难的后期，徐子荣和王从吾同志到河南去纠正“左”的错误，他看到人民的疾苦，感触很多，常以杜甫的《又呈吴郎》和韦应物的《寄李元锡》两首诗，来激励自己，教育干部，语重心长地说，封建官吏尚因“邑有流亡”而愧领俸禄，我们若置人民生死于不顾，那么就连封建官吏都不如了。
子荣同志关心爱护干部，做人的思想工作很细致，是大家心目中的一位忠厚长者。早年他在太行做组织部长时，干部们都说组织部像个家，徐部长就是家里的“老妈妈”。大家都愿意和他亲近，什么事也愿意同他说。在中原突围最激烈、紧张的时刻，部队里女同志生孩子的事他都惦念着，四处张罗担架、红糖。到公安部以后，常同干部谈心或话家常，没有一点架子，连一些干部的婚姻、家庭纠纷等问题他都过问。对犯了错误的干部，他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批评严厉、处理谨慎，并主动承担领导责任，为干部遮风挡雨。晋中战役时，一位团长放弃阵地退了下来，司令员要按军法处理。子荣同志在深入了解情况后，邀请司令员去实地观察地形，证明撤出阵地是正确的，但未经请示擅自行动是错误的。他一面严肃批评团长，一面请司令员收回“杀”令，使这位团长颇受感动，在以后的战斗中屡立战功。只要涉及到对人的处理，他总是缜密地了解全面情况，耐心细致地做各方面的工作，不讲过激的话，不意气用事。公安部有好几位同志由于历史原因被作了错误结论，影响对他们的使用，子荣同志了解真情后，亲自做调查，澄清问题后，卸掉了这些同志背了多年的包袱。
子荣同志是位知识分子出身的领导干部，他博览群书，学识丰富，善于思考，具有远见卓识，经常是手不释卷直到深夜，在公出的旅途中也抓紧时间读书。他重视干部的文化学习，嘱咐搞外勤的同志要抓紧时间学习，“不要把脚跑细了，脑子跑荒了”，“不知有汉，何论魏晋”。他常以历史上的典故教育身边的人，用生动简洁的语言和精辟的比喻把自己的真知灼见揉在笑话中，使人倍感亲切。
徐子荣作风民主，从不夸夸其谈，自以为是，一个人说了算，而总是以商量的口气、共同研究的态度，启发别人说出自己的看法，不中途打断别人的讲话，不以势压人。早在１９５２年的公安部机关第二次党代会上，他就要求全体干部要为政清廉，要踏踏实实地工作。１９５７年公安部机关“三反”“五反”后，为巩固成果，子荣同志主持起草了有关的规章制度，号召群众监督。１９６３年机关内部“五多”现象有所增加，他带头检查官僚主义作风，受到了中央的表扬。
二十年过去了，我们对徐子荣同志的思念之情从未释怀。他对革命事业赤胆忠心、实事求是、廉洁奉公、平易近人、艰苦朴素的崇高品德和革命精神，一直激励着我们在新时期为党和人民的事业继续奋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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