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怀念张学思同志

第6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深切怀念张学思同志
程子华　高存信
学思同志离开我们２０个年头了。我们长期与张学思战斗、工作、生活在一起的老战友，怀着深切悼念的心情，回忆和他共同战斗、工作生活的往事，以兹纪念。
　　　　（一）
学思同志出生在大军阀的家庭，是张作霖之四子。他在少年时期，正逢日寇入侵、军阀混战，内忧外患，国难家仇深重之际，从而激发了他爱国义愤之情，又通过良师益友读进步书籍，如《共产党宣言》、《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唯物主义》等，逐渐地产生了民主、自由、反帝、反封建的思想。
“九·一八”事变，山河破碎。张学思抱着一颗爱国的赤子之心，走出校园，卷入爱国救亡的激流之中，和同学们一起游行示威、讲演、贴标语，遭到镇压。这个时候，他的同学王岳石同志，向张学思同志介绍了《红旗》、《红军周报》和瞿秋白写的《中国上哪里去？》。由此，学思认识到共产党才是中国的希望。１９３３年３月，经王岳石介绍，张学思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大同盟”。他毅然背叛了原来的阶级，站在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一边来了，决心为民族解放事业而奋斗，为共产主义理想而献身，于１９３３年４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学思同志入党后，一直想利用他的有利条件，为党拉起一支抗日队伍，直接拿起枪杆，抗击日寇。党派他到东北军去工作，当时由于左倾思想的指导，廊坊“兵变”失败。在这一段时间里，使他体会到自己不懂军事，带不好兵。他决定投入黄埔军校第十期学习。“西安事变”爆发后，他即被逮捕，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他被释放，他以高材生的优异成绩毕业。张学思千方百计的为营救张学良而奔走，迫不及待地到溪口看他大哥，张学良悄悄地给张学思一个纸条，告诉他“去东北军工作，要抗日只有依靠共产党”。张学思珠泪涟涟，心中暗想：大哥啊！我已经是共产党员了。此时此刻我却不能告知你！
张学思回到东北军，在周恩来副主席的指导下，他的工作很顺利，在于学忠５１军的驻地河南郾城，成立了“东北抗日先锋队游击训练队”。由于日寇大举进攻，国民党军节节溃败。他和新四军留守处主任彭雪枫联系，把训练队拉到河南确山县竹沟镇，组建新四军张学思支队。局势愈来愈恶化，确山已无法立足。学思和党组织商量决定把训练队的几十名骨干，分批送往延安学习。
张学思此时也很想去延安学习。周恩来副主席考虑，张学良尚被囚禁，如学思去延安，恐怕对张将军产生不利影响，让他去香港，一则探母，二则待命。在香港这个花花世界里，他却一反常人之所为，抓紧时间闭门读书。同时，他到英商启德机场业余航空学校，学习开飞机、开汽车和驾驶坦克。为使自己能掌握各种军事技术，孜孜不倦地学习。
　　　　（二）
１９３８年武汉失守前，学思在香港接到组织上的电报，让他速返武汉。在武汉，学思受到周副主席和邓大姐的亲切接见。并送学思同志去延安马列学院学习。１９３９年４月，党中央决定成立以张学思为领导的东北干部队，开始学思一面学习，一面作筹备工作。７月正式开学，张学思学习期间，组织上决定调抗大一大队二队（高级政治队）队长高存信任东干队队长、罗文同志任副队长。东干队编为抗大三分校直属二队。１９３９年１１月，学思从马列学院毕业到东干队任队长，他组织观念很强，重大问题都经支部讨论，他和指导员徐健生同志（中央组织部的科长）密切配合，队里工作大为加强。他对工作抓得很紧，对日常生活要求得比较严，无论工作、生活、学习，他都能以身作则，起带头作用。延安生活比较艰苦，成年累月吃小米、土豆、白菜，过去是“锦衣玉食”的大帅府的公子，今天却以苦为荣。生产劳动，背柴背粮，他总是跟大家一齐干。作风上平易近人，密切联系群众，毫无公子哥儿的气息，很多同学异口同声地称赞他：“真不像他那个家庭出身的人，完全变成了一个很有修养的共产党的干部了。”由于学思的带头，学员们也都下决心向队长学习，所以东干队被评为抗大三分校的模范队。
１９４０年，东干队学习计划的重点是解决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军事上学习《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及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调查研究等工作方法，着重解决到敌后如何参加斗争，如何提高实际工作能力。
１９４０年９月１４日，东干队在队长张学思、指导员高存信的率领下告别了延安，向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挺进。１０月下旬到晋察冀军区阜平县的陈庄，聂荣臻司令员接见了张学思同志。当时正是敌人开始扫荡晋察冀。东干队归抗大二分校校长孙毅指挥，进行反扫荡。主要是和敌人转圈子，从延安到反扫荡结束近３个月地行军转移，学思同志有马，但他一次未骑过，都让给病号骑。他与同志们同甘共苦。每到宿营地，他都亲自布置警戒，检查督促同学们作好随时转移的准备，夜间还要起来查铺查哨，特别警惕谨慎，对保证我们全队突破正太路封锁线和反扫荡的胜利起了重大作用。
　　　　（三）
１１月下旬，东干队通过平汉路封锁线，顺利地到达冀中军区。冀中是沃野千里的大平原，是我军首创的平原抗日根据地。原东北军６９１团团长吕正操任军区司令员，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当时冀中平原上的县城和交通线上的重镇，都为敌人占领，点碉林立、公路如网。敌人变化很快，敌对我军之奔袭、合击比在山地更为频繁紧张。东干队到达冀中之后，学思同志及时地在全队进行了形势教育，抓紧了对东干队的结束工作，善始善终地作了每个学员的鉴定工作，和发展党员与分配学员的工作。
张学思所率的东干队共计８５名干部，长途跋涉在途中病死一人，到冀中共有８４名干部，分别分配到冀中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和卫生部。
学思同志被任命为司令部参谋处长，下属作战、侦察、通信、教育、机要等五个科。他的军政素质都比较好，工作上有魄力，细致认真，善于筹划，勤于督导。他认真了解司令部的工作情况，积极开展工作，参谋处正式成立后，在学思同志的直接领导下，首先建立学习制度，敌情研究，对参谋业务方面技术性的问题，诸如缮写、绘图、标图、折叠地图、挂图等，都提出具体要求，并作出示范动作。使司令部参谋业务向正规方面迈进了一步。
学思同志对红军干部和八路军政治委员制度特别尊重。他每作一件事不仅请示司令员、参谋长，同样要向政治委员请示报告，有些军事会议也都请政治委员参加。他非常重视在实践中学习老干部工作经验和工作方法。在工作中，对领导同志提出的问题不盲从，他善于经过思考之后提出问题，以求得把领导的指示都理解透，真正能掌握其精神实质，这些就是他各方面进步快、提高快，敢于大胆负责，工作成效大的根本原因。
１９４１年冬季，在张学思同志亲自主持下召开了冀中军区第一次参谋工作会议，他在会上作了“冀中军区司令部工作建设与任务”的报告，全面地总结了一年来司令部的工作成绩和存在的问题，以及今后司令部建设的方法与任务，对于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各级司令部的组织制度，如计划总结报告制度、军事学习制度、敌情研究制度、明确职责、强调协作，提高了参谋人员的素质，对推进司令部工作的正规化建设，又作出了新贡献。确实起到了它应有的参谋助手作用。
学思在司令部工作，时刻都想到部队去，到战斗中去锻炼自己。１９４２年３、４月间，他到九分区去，与分区领导同志研究布置了打安国县石佛镇战斗之后，学思亲自带工作组直接去参与指挥战斗，他在作战中机智勇敢，情况分析准确无误，眼睛熬红了，嗓子沙哑了，打了一个漂亮的点（据点）战，一举攻占石佛镇，俘敌副团长以下４０余人。九分区的参谋们都称赞他：少年英俊，有勇有谋，前途不可限量！
１９４２年“五一反扫荡”中，冀中军区与区党委机关在敌人多次的“铜墙铁壁”合击下，在准确掌握敌情的基础上，大胆地利用敌人空隙，多次巧妙的跳出敌人合击圈，安全转移。学思起了很好的参谋作用。特别是６月１１日，军区机关连续行军在冀南军区威县的游击区掌史村，被三倍于我之敌人包围，打了一天，敌人未发现是军区首脑机关。傍晚，学思和沙克参谋长各带一路，胜利突围。在突围中，学思沉着勇敢，决策英明，指挥得当，打了一个很漂亮的由防御转为突围的战斗。此次战役受到了八路军总部的通报表扬。
　　　　（四）
学思同志参加共产党以后，在３７年的漫长岁月中，经过了残酷的战争洗礼，又经过了严峻的和平时期的考验，证明他是一个坚定不移的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学思为人正派，办事认真，坚持原则，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具有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十年动乱期间，林彪指派他的亲信李作鹏、张秀川夺取海军的大权，张学思无私无畏起而与之斗争，表现了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因而遭到了林彪、江青一伙的阴谋陷害，必置学思于死地而后快，以莫须有的罪名，秘密地把学思骗到海军予以关押，诬陷他为“特务”，给他罗织罪名，定为“东北叛党集团”的成员。学思受到了百般虐待，但顽强不屈，在林彪反党集团的逼、供、信的残酷迫害下，他写到：“命反省都成抗拒，态度顽固，说真情毫无印象，谁来明察，为了案循情编造又与实违，愿身殉共产主义誓死如归。”这是学思血泪斑斑对林彪反党集团的控诉，最终实现了他入党时的誓言：“愿身殉共产主义誓死如归”，也决不向林彪反党集团低头，表现了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光辉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