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勋昭世忆亚楼

第6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功勋昭世忆亚楼
韩光
弹指间，我军优秀的指挥员、人民空军的主要创建者之一刘亚楼同志离开我们已经24个春秋了。20多年来，我时时念起这位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呕心沥血、功勋昭世的挚友，念起我们40年前在大连共事相处的岁月。这些年，每当我从书报上读到回忆亚楼的文章时，就联想起我们亲密相处的往事。
我最早听说“刘亚楼”这个名字是在1938年的迪化，即现在的乌鲁木齐市。那时我在中央驻新疆代表（邓发）办事处工作，主要任务是利用我的公开身份（新疆督办公署上校副官），带几部汽车为延安送药品、皮衣等物资，同时接送我党干部经新疆、甘肃回延安或经甘肃、新疆去苏联。1938年亚楼路经新疆去苏联学习，也是由“驻新疆办事处”负责接送的。在乌鲁木齐我没有见到他。他的一些情况我还是从过往“办事处”的东北抗联同志那里了解到的。那几个抗联同志对我说，“办事处”来过一个延安的红军干部，听说很能打仗，名字叫“六万六”。我听了很纳闷，怎么叫“六万六”呢？再细打听，原来亚楼是福建人，东北同志听不准南方口音，就把“刘亚楼”听成了“六万六”。从那时起，“六万六”这个名字就深深地印在我脑海里了。
1945年底，我在大连见到亚楼。当时，我主持中共大连市委工作，亚楼随苏联红军来到大连，在苏军政治部门做民政工作，实际是苏方同我方联系的一名联络官。一次我在苏军指挥部联系工作，苏军一位领导人对我说，他那里有我们的一位同志叫“王松”，“王少校”，问我认不认识，并当面把“王少校”向我做了介绍。“王少校”当时看上去也就是30多岁。中等个头，穿一身苏军军服，黝黑的脸上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格外引人注目。交谈中，我得知这个“王少校”就是我在新疆听东北抗联同志说过的刘亚楼。我们相识后，亚楼说他也知道我，同时他还风趣地说：“咱们过去虽未见过面，但却是老相知了”。他向我问起了他在乌鲁木齐接触过的那几个东北抗联同志的情况。当他得知有些同志已经牺牲在战场，或被病魔夺去生命的时候，惋惜之情溢于言表。初识亚楼，他的豪爽、坦直和关心同志的品质，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从1945年底到1946年五六月，我和亚楼在大连共事只有半年多的时间。我们彼此相互了解、相互支持，工作中合作得很好。亚楼长我一岁，我总是把他当做兄长看待，彼此间无拘无束，海阔天空无话不谈，可是有关他过去在中国工农红军的战斗经历，却从未向我提起过。他在红军中的战功，我还是在近几年一些同志的回忆文章中了解到的。
亚楼1929年在家乡福建武平参加了红军队伍，跟随部队开展游击战争。他所在部队曾开辟过闻名一时的长汀、上杭革命根据地。毛主席所写的：“红旗越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这首词，就是赞誉那里打土豪、分田地、轰轰烈烈的胜利场景的。亚楼在战斗中勇敢机智，很快就成长为一名优秀的红军指挥员，参加了攻破娄山关、抢渡赤水河、突袭天险腊子口、挥师直罗镇等许多著名战斗，屡建奇功。1931年初，我们在哈尔滨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从报上得知工农红军在朱总司令和毛主席领导下，一举击溃了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剿，活捉了敌军前敌总指挥张辉瓒。一时群情振奋，奔走相告，革命斗争热情受到巨大鼓舞。可当时我却不知道，在这次战斗中立下活捉张辉瓒头功的部队红三十五团，它的政治委员正是刘亚楼同志。亚楼对自己过去的光荣经历没有吹嘘过，在他身上体现了共产党人谦虚谨慎的高尚品德。
亚楼为人直爽，对同志热情，很容易让人接近，很多人都愿意和他交往。我们市委的同志都很欢迎他，在当时的特殊环境中他给了我们不少帮助。亚楼办事认真细致，工作默默无闻，却卓有成效。当时，我们和苏军到大连都只有半年多时间。彼此的工作总目标虽是一致的，但国情不同，对事物的认识不同，工作方式方法不同，在共事过程中，往往存在一些误解、分歧。在苏军对大连实行军管这个前提下，能否处理好与苏军当局的关系，直接关系到我们在这个地区能否站稳脚跟。亚楼当时在苏军里工作，比较熟悉苏方情况；同时也了解我党的方针、政策和大连地方工作情况，因而就很容易在双方起沟通的作用。
1945年10月后，大连市委和市政府相继成立，旅大地区即成为由苏军控制、我党领导的解放区。但如何在大连这个苏军军管地区组织和发动农民进行土地改革，是摆在市委面前的一个新课题。我们的干部大都来自各解放区，习惯于以往在解放区的土改作法来发动群众，如采取开斗争大会，放手让农民群众清算地主、恶霸的罪行，罚跪、戴高帽，游街示众等方式，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苏方对我们的这些做法却不以为然。他们多次向市委提出，说我们基层的同志不讲政策，不顾影响，要求我们制止。有时未能制止，其驻军就出面武装干涉，驱散群众斗争大会。对此，群众和我们的基层干部很不理解，认为苏方不支持我们搞土改。因而双方不时发生误会。我除向苏方说明情况，提出交涉外，也请亚楼利用他的身份，向苏方帮助我们做解释和沟通工作。他向苏方说明土改是根据我党中央决定进行的；并说明中国同志对苏是友好的，完全可以信赖。与此同时，亚楼也向我们谈了苏方的意见，他认为苏方是支持我们搞土改的，开会斗争地主消灭封建剥削也应该做，只是要求我们采用双方都能接受的方式进行。苏方主要是顾忌美、蒋抓住把柄攻击苏联，从而给苏联在外交上造成被动。亚楼还对我说，只要我们把斗争大会关在屋子里开，不让美、蒋特务拍照登报，苏方是不会再干涉的。此后，市委同基层同志反复研究形势，说明情况，改进了斗争方式，就这样，我们与苏军当局在土改问题上取得了很好谅解。大连地区的土改，在此基础上得以顺利进行下去。
亚楼在大连期间，旅大党组织正在调动一切力量支援解放战争前线，这是当时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旅大地委充分利用了大连这个工业城市的优势，加紧恢复生产，从兵员、物资、技术力量等多方面支援前线。我华东、华北及东北各解放区也纷纷派干部来大连采办各种物资。旅大地委（市委）遵照东北局的指示，竭力为解放区采办物资提供一切便利条件、开绿灯。1945年末，苏联根据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条约，把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大城市交给了国民党。之后，我们运送物资的陆地交通被阻塞。一切支前物资的运出都得经过苏军控制的海道。苏方对我们运送物资的情况一般是清楚的，多次向地委表示，认为我们把东西都拿走不利于大连本地生产的恢复，会把大连拿垮。我们的同志对苏方意图也不摸底，始终对苏方是否会把大连像沈阳、长春、哈尔滨那样交给国民党也无把握。不少同志认为，与其坐等苏联把大连交出去，不如让我们解放区多拿一些东西为好。地委就运物资问题专门向苏军指挥部进行解释和交涉，说明我们是坚决执行恢复生产的经济政策的，各解放区来采办物资，虽拿走了一些东西，但同时也带来了大量资金，不会把大连拿垮，更何况这里煤炭、粮食有保障，恢复生产没有问题。与此同时，亚楼也帮助我们做解释、疏通工作，向苏方说明中共旅大地（市）委是要把这里做为后方基地来支援前线，没有要把东西都拿走的意思。亚楼还把他所了解的情况告诉我们，尤其对旅大政权交不交的问题，他认为苏联不会把当地政权轻易交给国民党。他认为从对苏利益角度来说，苏方认为旅大掌握在我们手中会对他们更有利。这种看法，与我们地委同志们的看法也是一致的，我们在干部和群众中进行了广泛的宣传教育，认清了政治形势，消除了疑虑，更好地发挥旅大这一后方基地作用，有力地支援了华东及其它解放战争战场。
亚楼在大连期间，非常勤奋，经常夜以继日的工作。他经验丰富，也善于思考，虽身在苏军，但时时关切着国内解放战争的形势，急切希望投身祖国的解放战场，为党和人民贡献力量。他要我帮助他和中央联系。我把他的情况和要求向东北局做了汇报，不久东北局复电同意他回来工作。后来罗荣桓同志来大连养病，我把亚楼带到罗帅的住处，亚楼当面向罗帅提出了回我军工作的要求。罗帅考虑到当时东北战场正需要人才，亚楼既有国内革命战争经验，也有苏联卫国战争的经验，是个难得的将才，回到我军工作十分适宜。经罗帅的推荐，亚楼转回我军后不久，中央任命他为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从此他便投身到如火如荼的解放战争中去了。
和亚楼在大连相处共事虽只有短暂的半年时间，但我们彼此却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情。
1965年5月7日，亚楼不幸因病长离人间，时年仅55岁。我为失去这位多年相知的挚友而感到万分惋惜和悲痛。亚楼和我们永别了，他为人民的事业所立下的功绩将永留人间。
谨以此文致祭于亚楼同志墓前，表达一位老朋友对他深深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