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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景韬 吴思才 1989-10-31 00:00

情深最是祖国恋

第1版(要闻)
专栏:共和国与我

  情深最是祖国恋
  成都军区昆明总医院 张景韬
《共和国与我》征文活动到此结束,感谢广大作者、读者的支持,日后将公布获奖名单。
——编者
今年的国庆节好热闹啊!可是我的家却显得很冷清,儿子、儿媳,女儿、女婿都出国定居了;哥哥、弟弟、妹妹们也早已离开了大陆,现在这里只有我和老伴。“每逢佳节倍思亲”。不过,对于我来说,“情深最是祖国恋”。
我1931年生于香港,父亲原是一家银行的分行经理。家庭生活条件还是比较优越的,但是,那种当亡国奴的耻辱,我却无法忍受。在日本人占领香港期间,规定学校不论高低年级,只准教一本书,即《东亚共荣》。我恨透了日本鬼子。于是,只身回到祖籍广东省中山县上学,后来在广州读完高中。
1949年,我亲眼看到了广州的解放,中国人不再受人欺负了。我记得,当时我高兴得好几晚睡不好觉。虽然祖国还很贫穷,但不管怎么说,她毕竟是生养我父母、祖辈的母亲啊,把她建设好,不仅是每个中华儿女的责任,也是义务嘛!所以,我谢绝了亲人的再三劝阻,弃学从戎,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人民军队这所大学校里,我受到了很好的锻炼,思想觉悟不断提高,1953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然而,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我的一份赤子之心没有被理解,有人还说什么“张景韬放弃了优越的生活条件跑到部队里来吃苦,肯定怀有特殊的目的”,“文革”期间甚至有人公开说我是国外派来的间谍。听到这些我痛苦极了,但我报效祖国的意志始终没有动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的名誉终于得到恢复。
1979年,组织上批准我到香港和新西兰探望离别了30年的兄妹。到了香港,我的亲人由于种种原因,对我们的现行政策不够了解,再三劝我留下。我的弟妹都说:香港是你的出生地,按这里的规定,你可算香港公民。并且说:在这里,你无须工作,只要继承父母遗产,就足够你享受一辈子。其实,他们并不了解我。我历来认为,在这个世界上,除了物质享受外,还有更崇高的东西,那就是精神生活;如果精神贫乏,财富再多,也不一定幸福。所以我对他们说,你们讲的我都知道,但我的归宿在大陆,我离不开我在那里的事业。我还用我看到的听到的事情向他们宣传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最后,我毫不犹豫地按时回国了。
1987年,我和老伴又一次前往香港、新西兰探亲。我的儿子现在新西兰当上了一个公司的经理,他和妻子每人有一辆“丰田”小轿车,还自己买了一栋小楼,还有花园。到了新西兰的奥克兰,儿子开车带我周游了整个新西兰。在旅游的路上,儿子再次对我说:爸,来这里吧,什么也不要了。我说:孩子,爸爸是中共党员,怎么能什么也不要呢?爸爸从一个亡国奴到教授,不是党的培养,能成吗?更何况我离不开40年养育我的祖国、人民啊!还有我的师长、朋友、同志,特别是我的上帝——病人。
“病人,病人,你来这里照样可以医病,这里的医疗条件比国内好得多”。
“国内医疗条件虽差,但我发挥的作用不一定比在这里小,也不比你叔叔伯伯的小。”
我说这话是有根据的。如果比财富,我确实不如他们。但是,我也有我的“财富”。我是主任医师,这些年来,我医治的病人无法计算。1983年以来,我与他人合作的医学论文,在省级以上刊物上发表的就有35篇,搞出的科研成果13项,而且项项得奖。由于在心血管病的医治上有一些建树,我被任命为成都军区心血管专业组组长,还担任了中华医学会云南分会心血管内科协会副主任委员、全军心血管内科学术委员会委员。这些难道用金钱能计算得出来吗?所以我向孩子们解释:人各有志,我的路是我自己选择的。我的根在中国,我爱那片国土。生我者父母,教我如何做人的却是党、是祖国、是军队。能把我的一切献给祖国,是我终生的幸福和满足。
就这样,我第二次出国,又按时回来了,从万里蓝天回到了丰收的大地,回到了我离不开的工作岗位,心里觉得踏踏实实。
(吴思才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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