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应面向人民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文学应面向人民
　　于吉瑞
一个时期以来，中国文坛自身的热闹与在整个社会中的被冷落，正形成强烈的反差。一方面是各种主义流派旗帜林立，另一方面是社会对这种现象的视而不见。许多作品，除编辑及少数文学圈子里的人以外，没有读者，一任自生自灭。这不能说不是违背了文学家们的初衷。而在为严肃作家不屑一顾的另一文场上，“黄潮”汹涌，各种粗制滥造的文化垃圾不仅夺去了严肃文学的千百万读者，而且严重地污染了社会风气。文学的悲哀，应引起我们沉痛的反思。缪斯女神，不能再独自“大胆地往前走”了，而应回眸身后，看看自己究竟离红尘间的芸芸众生有多远了。
“魂兮归来！”
从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史来看，让文学从“殿堂”走向“民间”，是新文学倡导者们的目标之一，也是新文学的优良传统之一。
中国现代文学肇始之初，“五·四”新文化的先驱们就高扬“文学革命”之旗，对封建文学提出了响亮的挑战。陈独秀在他著名的《文学革命论》中，明确提出“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这“三大主义”实质上是推倒文学与人民之间的一切壁垒，让文学贴近生活，向人民靠拢，与人民一道，同封建文化决裂。尽管“五·四”文化先驱们倡导“文学革命”目的是朦胧的，态度是激进的，有些看法难免偏颇，但他们倡导文学面向人民，现在看来，仍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文学革命”的口号喊出之后，一批文学革命的先驱，以自己彪炳千秋的作品，喊出了时代的最强音。不论是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发出的“救救孩子”的呐喊，还是郭沫若在《凤凰涅槃》中对一个崭新中国的热情呼唤，都震动了当时整个中国。后来，随着革命文学的倡导和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兴起，文学更进一步地走向民众。延安文艺整风以后，毛泽东同志的《讲话》给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中国新文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局面。文学与时代与人民结合得更紧了，从而形成了在中国革命史册上立下不可磨灭功绩的新民主主义文学新潮。
新时期十年来，在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文艺界正本清源，给文学带来新的生机。但不时泛滥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却使我国的文学健康发展受到损害。各种严重脱离生活，脱离人民的文艺思潮，各种怪异、猎奇、晦涩的作品，在各种堂皇、时髦的旗帜下，登堂入室。作家的生活和创作一旦走火入魔，必然离人民越来越远，最终必然要被人民所抛弃。最近几年我国严肃文学刊物发行量的急骤下降，就早已向作家们敲响了警钟。文学面向人民，才能不负于社会主义文学的光荣使命。社会主义文学负有神圣的使命，即用健康的精神产品，来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净化人们的道德情操，鼓舞人民建设美好生活的勇气。社会主义文学的使命要求社会主义时期的作家们要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这种责任感表现在：一、决不能让自己的作品有害于社会，二、相反，作家应通过各种生动活泼的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形式，弘扬社会美德和正气，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
文学面向人民，才使文学有了繁荣的根本保障。人民，是一切优秀作家的母亲；人民的生活，是一切优秀作品赖以产生的土壤。因此，要想使文学之树根深叶茂，文学必须面向人民。
文学面向人民，就是要求作家们面向人民，即应当放下架子，深刻感受人民劳动创造的生活，感受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精神风貌，感受他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产生的各种心理现象和精神现象，感受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伟大步伐。作家如果离开了人民群众生龙活虎的创造，离开了人民群众在困难中乐观奋进的时代生活，一味面向自我，闭门造车，甚至歪曲、丑化人民生活的历史面貌，势必被人民所抛弃。
文学面向人民，还要求作家们用健康的文学作品，引导人民为建设富裕、民主的社会主义共和国而奋斗。文学作品，应是一个时代的精神之火，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内，尤应如此。那些把人民经过浴血奋斗而换来的社会主义生活涂抹得一片漆黑的作品，那些以不正常的所谓“忧患意识”来传播消极、颓废、甚至绝望情绪的作品，那些淡化时代、淡化情节、淡化人物到最后只剩下一片模糊的作品，那些渗透资产阶级自由化而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格格不入的作品，只能给人民带来迷惘、困惑甚至绝望。近几年，文学领域，“崇高”被淡忘了。我们应尽一个作家的义务，为人民，为民族召唤“崇高”之魂。
当然，我们的社会不是美无瑕疵的，特别是像我们这样一个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废墟上建设起来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她不可避免地会带有旧社会留给她的胎痕。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各种消极现象、甚至阴暗面，我们的作家不是不能写，但决不应把蚂蚁说成大象，把云霓写成乌云。因为社会主义的祖国有些消极的现象而全盘否定她，是人民所不答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