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虑的超生

第6版(读者来信)
专栏：来信综述

　　忧虑的超生
本报记者李忠辉
超计划生育这种社会现象，严重地干扰着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近来，许多读者投书本报，披露了一些超生事例，对基层计划生育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探讨。现综述如下：
超生现象种种
权力型：这类人利用自己或亲友手中的权力，谋取生育指标。湖南省衡阳市南岳区两位读者反映，南岳区一位副区长利用权力为自己索取了生育第四胎的准生证。
欺骗型：这类人采取欺骗手段，弄虚作假，钻政策的空子。河北省邯郸市计划生育委员会王和平、杜翔宇反映，原某部第六机械厂在１９８８年至１９８９年，有５３名女工以“夫妇双方各自为独生子女”、“一方再婚”、“孩子病残”、“原来的孩子是抱养他人的”等理由申请生育第二胎，其中有３０多人已领到生育第二胎的准生证。经调查，这些理由无一存在。四川省剑阁县武言反映，剑阁县一所医院近３年来有７位职工以“小儿肝炎”、“小儿遗尿”、“小儿个矮”等理由骗取准生证，生育了第二胎。
金钱型：这类人为了多生孩子，认交罚款。湖南省娄底师范专科学校莫绍新反映，他的家乡常德市鼎城区黄土店镇有一位妇女为了生育第二胎，竟然预交了罚款。湖南省统计局冯文金反映，耒阳市城关镇东江村１２组一村民超生３胎，被罚款１２００元，她却不在乎，还准备继续生下去。
游击型：这类人采取不断流动的方式，逃避计划生育管理。湖南省湘潭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赵建梅反映，一对在湘潭市弹棉花的来自浙江省的夫妇，浪迹南方数省，已生有６个男孩。新疆人民广播电台王龙生、陈永华反映，乌鲁木齐市郊雅玛里克山地区有一个光明村（原名盲流村）１０００多口人，其中只有一家有户口，其余的全是到这里超生的流动人口；一位河南籍妇女已经在这里连生６个女孩。
无畏型：这类人视政策为无物，想生就生，谁也管不了。河南省信阳师范学院冯鑫反映，他的一位亲友共生了９个孩子，谁都不敢捋这根虎须。湖北省利川市政协兴敏、安民反映，利川市汪营区长乐乡大河村三组一对夫妇共生了８个孩子，还准备生。谁要动员这对夫妇结扎，他们不是扬言要拚命，就是声称一家子要去动员他们结扎的干部家里吃住，吓得干部们躲得远远的。
隐匿型：这类人暗孕偷生，不给孩子上户口，逃避处罚。山西省大同市晋柴中学韩惊鸣、梁涛反映，浑源县凌云口村一位２８岁的男主人结婚７年生了４个孩子，３个是没报户口的“黑孩子”。大同市南郊区高山村“黑孩子”已达１４０多个；浑源县下疃村４岁以下的孩子都没有户口。山西省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李绍先来信说：据山西省有关部门调查推算，全省在１９８７年不报户口的就达１５万多人。
超生带来的苦涩
李绍先反映，据山西省１９８７年人口抽样调查推算，全省计划外生育高达４２％，有的地方高达５０％；农村３０岁至４５岁的育龄妇女中，生育３个孩子的占到７０．９２％。人口生育失控，对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山西省的一些贫困户已经陷入“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恶性循环。柳林县的李家凹村、平顺县的小寨村有４户农民，１９８４年人均收入超过２００元，达到了脱贫标准。近几年，这几户农民超计划生育，总人口由１８人增加到２３人，又成为新的贫困户。
江西省临川市龙溪镇张发龙反映，龙溪镇有一对夫妇共生了５个孩子，大的８岁，小的才１岁多，因为家里没有足够的碗筷，全家７口人吃饭要分两批进行。超生使他家成了名副其实的贫困户。由于５个孩子的拖累，家里没有资金投入生产。１９８９年，他家的粮棉亩产量还不及人家的一半。
超生者唯“孩”是图，超生现象久禁不绝，究其原因，除超生者受“多子多福”、“重男轻女”等旧观念的影响外，社会的约束机制软弱无力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罚款带来的另一面
对超生者处以罚款，已成为各地控制超生的主要手段。罚款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人们的生育欲望，然而在执行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副效应。江苏省盐城市吴学宪反映，一些地方把对超生者的罚款算作政府的财政收入，抓具体工作的人员可按比例提取奖金。这样，计划生育工作做得越不好，超生的越多，当地政府所得的罚款就越多，搞计划生育的工作人员得的奖金也越多。相反，计划生育工作做得好，杜绝了超生，罚不到款，不但当地政府和有关人员没有收入，而且当地政府还要支付计划生育基础管理的费用。个别地方为了增加收入，竟故意放松计划生育工作，待超生成为事实后，再去罚款。
有的读者反映，单纯靠罚款控制超生很难达到预期目的。“有钱的不怕罚，没钱的罚不怕”。那些腰缠万贯的专业户、个体户，对罚款不放在眼里，只要想生，上交点罚款算不了什么。没钱的人则抱着反正没钱，你能把我怎样的心理，照生不误。
有的读者还反映，以罚代管还会造成群众的误解，即认为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变了，只要交钱就可以多生。这种以罚代管的做法，有损于计划生育工作的严肃性，加大了今后工作的难度。
基础工作漏洞多
负责计划生育工作的同志来信分析，许多地方，特别是农村的计划生育工作有三大缺陷：
一是“孕后型”管理。在许多地区，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不是放在动员和指导群众避孕，杜绝计划外怀孕上，而是天天围着“大肚子”转，工作很被动。
二是“突击性”工作模式。如采取“冬紧春松夏不管，秋天过后再罚款”的办法，给一些人创造了超生的机会。
三是少数人干，多数人看。计划生育工作还没有成为多数群众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工作。事实说明，单纯依靠少数干部做工作，难免顾此失彼。
江苏省盐城市王鹤良等人认为，计划生育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各地区、各部门齐抓共管。实际上，一些地区却经常出现“你管他不管，大家都不管”的局面，为“超生游击队”和“超生避风港”的存在提供了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