架设友谊的桥梁

第8版(副刊)
专栏：书简

架设友谊的桥梁
张锲先生：
我于昨天收到你的来信，非常感谢。９月２１日是我８４岁的生日，在此我谨向９月２０日在北京组织大会的朋友们致以最良好的祝愿。你在信中提到大会要庆祝我获得首次“理解与友谊国际文学奖”，同时还要再版我的《续西行漫记》。在这吉祥的场合，我们可以寻找星球的结合点，也许是织女手中的丝线，跨越太平洋和天空，将东西方连接起来。
我认为我的思想是在“架设桥梁”。现在中国人要缅怀过去的３０年代和美国斯诺的奥秘，并非偶然，而是到了时机成熟的时候了。那时候我们都还年轻，我们是我们那个时代的历史的一部分。当时在燕京大学，我只比萧乾长一岁，他曾帮助我的丈夫埃德加·斯诺和我一起编译了１９３６年出版的“活的中国”一书，我希望你们能注意到这是我们用英语介绍“中国现代文学运动”的第一次尝试。
鲁迅给予了帮助，他曾寄给我们一份名单，我记得其中有我们曾翻译过其著作的巴金。还有萧乾及他的挚友杨宾（后改名为杨刚）的帮助，他们帮助翻译，还提供了建议。因为这本书在当时将成为中国文学作品的一本代表作。１９３４—１９３５年我们住在海淀期间，冰心曾是我们的邻居，１９７２年她仍精力充沛，还带我逛了北京城。她被公认为是一位模范的当代女性和一位一流作家。
１９３７年我艰苦地投入写作关于丁玲在延安的生活，并把这篇作品收入我于１９６７年出版的《现代中国妇女》一书。记得当时我把这篇文章打印出来，埃德加·斯诺对我说，这是他所读过的最具吸引力的作品。这本书在以后产生的真正影响应归功于这篇有关丁玲生活的文章，以及有关两位共产党妇女领袖邓颖超和蔡畅的文章。同时这也是第一本探索并记载中国妇女运动历史的文章。这本书也包括孙中山夫人，她在我的名单上被列入十位最令人钦佩的女性，不仅因为她所做的贡献，而且因为她所处的特殊位置的困难性和微妙性。
孙中山夫人正是我所说的“架设桥梁”的典范，她赢得了各方面的信任，这也是她应得到的，她是一个具有“真理性的道德观”的典范人物，并且她的一生以此为信条。孙夫人一直同是“两个斯诺”的朋友，在她１９８１年去世前不久曾把自己的自来水笔寄给我。这支笔有一个特别宽的尖，写起来笔划很粗，尤其适用于签名。这以后，我要求我的那些起“桥梁作用”的朋友，都用笔划很粗的笔签名，以此来使我们感到宋庆龄永远活在我们的记忆中。
从１９３５年起至少到１９４９年或甚至现在，我牺牲了我的文学创作去做那些富有积极意义的事，比如发起了创办第三世界以及在中国的工合运动，即工业合作社。现在我手头还有一大本从未交给任何出版商发表的诗集，我希望将来能出版。这本诗集的题目是《沟通之路》。在１９３９年１２月的亚洲杂志上，我发表了《老北京》一诗，内容是日本侵略者铁蹄下的北京。这首诗被收入１９３５年的美国诗歌年鉴。
我手头还有一些尚未出版但已取得了版权的４０本书稿，其中涉及中国的至少有１２本。
我还记得３０年代在中国，银杏树叶飘落的时候，詹姆斯·伯特伦和我是在１９３８年封锁之前到达西北共产党根据地唯一还活着的两个人。我在那儿待了４个月为《续西行漫记》及其它两部书收集材料。
在１９３８年４月３日于上海发起的工业合作社运动的１１个人中，现在只有我和卢广绵还活着，后者现在北京，他应被邀请参加这一盛会和写一些文章。
说到１９３５年的一二·九运动，与此有关的我的最好的朋友李敏、张兆麟和陈翰伯（记者）都死于１９８８年，他们当时都是燕京大学的学生领袖，另还有一些是清华大学的，比如陆璀，她仍健在，并热心促进美中关系的发展。令我非常快乐的是看到依然健康活跃的黄华，他当时是燕京大学经济系的学生，作为翻译和朋友他陪伴斯诺去保安。他是实现在美中两国和东西方之间“架设桥梁”的这一伟大价值的中国的主要人物之一。他是一位真正的外交家，他的生活经历应当写出来，用以指导从事像他那样职业的年轻人。燕京大学学生会曾领导过一二·九运动，学生会副主席龚普生仍健在，她的妹妹龚澎和她这两姐妹是她们那个时代的楷模。我要尽快赶写出这封信，好让你们在会上宣读或按需要摘录信中任何部分。你们可以根据会议的发言编印小册子，还可要求其他一些人给你们写文章寄去。这样一本小册子可以帮助我在美国找到出版商。我所关心的是我大部分或全部著作能以便宜的价格出版，因为自１９４９年以来我牺牲了个人生活去写大量的文学作品，以前我太忙无法进行。
让我们更加努力地工作吧。
　　　　　　　　　　　　　　　　　　　　海伦·福斯特·斯诺
　　　　　　　　　　　　　　　　　　　１９９１年８月２１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