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印象与西伯利亚一瞥

第3版()
专栏：

新中国印象与西伯利亚一瞥
美国金斯伯利
一九五二年六月二十六日清晨，天高气爽，在日出的时候，我离开北京飞往莫斯科，那是一次值得纪念的飞行。当飞机从飞机场迅速地上升的时候，我往下看见那北京郊外愈来愈小的颐和园，园里一片可爱的湖水与荷花是那么令人神往——以前它是中国帝王独享的胜地；现在则成了一个无匹的博物院，成了中国人民壮丽的游乐场。这是我毕生难忘的不可多得的一瞥。我们越过环绕北京的山岭向着大戈壁沙漠飞翔，那富有历史意义的中国长城真在我记忆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它沿着山脊无穷无尽地蜿蜒伸展，耸立在半月形的屏障之巅，过去若干世纪中它曾保护北京，不让“野蛮人”入侵。
天还未亮便得起来赶飞机离开北京，我真想说不愿这样早起，但是早起也有早起的好处。起飞后不到半小时，我们便可看见长城从东西两面伸展过来，只有在这奇妙的瞬间，飞行在二千呎的空中，背后是方升的旭日，我才能够看见这给人深刻印象的光辉的景色，这难忘的奇观——在这样一个黎明之后为黄色阳光所照耀着的中国长城上的壁垒与碉楼。
即令是对于像我这样年老的律师说来，往莫斯科的航程始终是使人感奋的。当飞过六百哩长的戈壁沙漠，在绿洲中停留时，可以与友善的蒙古人在一起，看着骆驼细嚼小捆的草、或者随手拾起各色各样奇异的石子放在口袋里带回来作地质研究，然后，飞过数千哩的西伯利亚，那里有崇山峻岭、美丽的贝加尔湖及其他小的湖泊；巨大而曲折的河流——叶尼塞河、鄂毕河与其支流；广大的平原与草原上散布着国家农场和集体农场；还有许多村庄与重要工业中心——伊尔库次克、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诺伏西比尔斯克，鄂木斯克、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到处是真正自由的男女在为了建设新的文明而忙碌着。这些不禁使我想起俄勒冈州与华盛顿州，我于本世纪初在那儿长大成年的两个州的开拓者的生活，但两者之间有着鲜明的差异：美国还不了解为了使文明建立在坚固的基础上，医院和休养所、运动场、体育场、文化休息公园、学校及高等教育机关必须与发展工农业同时并行；而这种社会生活方式，在整个苏联，包括在由北京到莫斯科的三天飞行中由空中见到的或夜间停留时所观察的西伯利亚无限辽阔的原野，无论在工厂与农村中，都可以看到。
在新中国参观了一个月之后离开北京时，需要一个时间来回味。在中国所见所闻宛如幻梦，不然的话，一个人一定会以为他是到了一个新世界。中国的风景与生活交相对衬，真是令人神往，特别是当你由北京飞往汉口，或者乘轮船溯长江而上往沙市的时候；从武汉飞往上海，或者乘着舒适的火车由上海往杭州的时候。迷人的西湖上满盖着荷花，四周为神话般的山脉环抱着，宛如幻境。难怪从前富有的官吏在西湖畔建起富丽堂皇的大厦来接待中国的帝王了。飞过西伯利亚时，中国如幻梦般地跃入脑际，两地的差异是多么生动。风景与生活各不相同，但这两个互相毗连的国家的友好的人民，各有其令人心醉之处。
我静想着长城，这个巨大的工程是在纪元前第三世纪用奴隶劳动经过几十年才完成的。然后我静想着今日自由的男女所建立起来的中国的许多新长城。他们成千成万自觉自愿地起来建筑屏障，抵挡好些世纪以来淹没中国肥沃的土地、摧残中国的人民的天然祸患。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这些无畏的人民正在建立屏障，防范洪水、干旱、饥荒与疾病。解放后不到三年，有些伟大的防洪工程堤、坝、水闸已经完成了。这些就是和平建设的伟大的长城，控制和蓄存着淮河、长江、黄河的水，利用它们的水力发电，利用它们灌溉，利用它们改进并扩展廉价的运输。在这些大河的上游，以及全国各巨流细川的沿岸，正种植着数百万棵在国营农场里培植的树苗，构成一道新的“树林长城”，一道防患的长城，一道对抗人类的自然大敌——侵蚀、磨剥——的屏障。可是，新中国的伟大的造林计划并不只限于淮河、长江与黄河的上游，也并不限于蓄水和消除水灾。计划中包括种植几百里的树林以改变气候和中国的整个面貌。最伟大的一项工程是西北防护林带，长达三千华里，最宽处达六百华里。所有这些造林工程的确构成了一道名副其实的新长城，用来保护新中国的人民不受危险的自然界敌人的危害，这是一道不用砖石，而是用树林筑成的长城。
在我记忆中有了“世界七奇”之一——长城——的鲜明印象，这座长城是二千多年前为保护中国人民和他们的国家以免遭受外族蹂躏而建造的，很自然的，当我飞越西伯利亚时，我会回想到中国的一些新的长城，特别是我亲眼看到在建设的那些长城。我在长江流域逗留了六天，在沙市附近我看见三十万男女志愿工人像蚂蚁一般地聚集在堤、坝和水闸上，坚决要趁七月末的雨季到来之前，在七十五天内（比预订计划的九十天少十五天）把工程完成。我说“像蚂蚁一般地聚集”，是因为这些劳动群众像蚂蚁一般组织得很完善，他们边劳动边歌唱，在打破纪录的短时间内，完成着一桩巨大的任务，像一座蚁山在眼前堆成一样。
在飞越亚洲时，还有一些长城宛然仍在我的眼前：用以抵御国内外敌人、需时二十五年才完成的解放的长城；建筑在“耕者有其田”的公平分配的坚固基础上的土地改革的长城，这是新中国自由与民主的锁钥，这座城早从万里长城开始建筑时已动工，经过不断的反封建的斗争，到现在它的壁垒已迅速地接近完成了，现在这些新生的人民终于仿佛像蝴蝶突破蛹壳似的突然把封建制度冲破了。
掌握了这一个解释中国人民从封建压迫下突然飞跃到自由与民主的曙光时代的锁钥，人们才能理解为抵御人性中的敌人：成见与偏狭——甚至过去的地主也得到一份田，对他的处理也是从宽的，假如他的过去行为不是极端恶劣的话——而正在建筑中的其他长城。“三反”和“五反”要求人们改正那些不是命中注定的，但也是根深蒂固的人性的弱点，这些弱点都是帝制中国和百年来“外国租借”时期的生活与习惯所养成，且被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所承袭和加剧的。
“三反”革新计划要求做到在全国范围内肃清新中国的三大道德上的敌人——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这是一次深入的富有教育意义的运动。这次运动从一九五二年一月一日开始，到六月底结束。采取的方式是自我分析和自我批判，先从最上级的部长们开始，然后依次顺着政治上、社会上各个阶层一直做下来，直到最下一级。
与此相似的是“五反”运动，它的主要对象是工商业人士和工商界，它针对着五种恶影响——行贿、盗窃或隐匿国家资产、偷工减料、泄漏政府机密情报以进行投机以及偷税漏税。这个运动虽然还在进行之中，可是听说已在反对这些恶习上有了显著的进展。
这些就是新中国为了防御内外人性上的和自然界的敌人而建立的和正在建立的若干新式长城，这些敌人是可能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于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九日在北京通过并经所有组成“统一战线”的各党各派批准的共同纲领和组织法有无法实现的危险。
和平有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那就是，全世界应该知道：“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致同意以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政治基础。”
在那令人兴奋的日出时飞越中国长城的飞行以后，在西伯利亚三天内所看到的，以及栩栩如生地回忆起在新中国的一个月的旅行中那些难得的观察机会，以及农村农民领袖、教师、大学校长和教授，农场和工厂的负责人、以及各市、各省和中央的政府官员给我们作的启发性的解释；这一切所看到的和回忆起来的东西都是思想的粮食，这些东西要好好地思索一下，三天是怎么样也不够的，可是那三天的飞行中几乎没有间断地思考和细读笔记，对于帮助一个人端正对苏联和中国的新文明的态度是非常宝贵的。
要把我的印象与思想整理出来，介绍给属于比较古旧的文明的人民需要全部这许多时间甚至更多的时间。我们必须将这新世界里正在发生的事情的真相告诉他们，因为没有知识与相互了解，这两种文明就都有被消灭的严重危险。
早在一九二六年，伟大的学者、华盛顿大学东方语文学教授休勃脱·辜汶博士写道：
“我们无需广博的学识就可看到，假如要使太平洋名副其实，假如要使东方与西方的接触产生双方的繁荣与文化的充实，那末必须在相互认识基础上建立相互了解与同情。这是唯一有效的方法可以避免冲突，避免人类物质与精神的成就的毁灭，避免大地的完全荒芜。
“每一个中国的学校机关正在研究美国的制度。每一个中国小学生都能说出我们历史上的伟人的名字。有多少我们美国的小学生、大学生或甚至教师与教授能举出这个‘不朽民族’的杰出人物，或者能对这个民族的起源，它的特点与它的趋势作一个最简短的叙述呢？”（“中国简史”第八页，一九二七年纽约第·阿普尔顿公司版）
不巧得很，一九二六年辜汶博士所描述的不幸情况显然在一九五二年依然存在。二十五年前所写的关于旧的中国的话今天仍能以加重的语气适用于新中国，实属可怕。辜汶博士写的这几句警语在今天更为重要：“必须建立（美国与中国之间的）相互了解与同情。这是唯一有效的方法可以避免冲突”——一个有灾难后果的冲突。
所以，我想把我在东方所看到听到的一切真实故事告诉我西方的同胞们。我打算忠实详细地把这故事反复叙述和发挥，指望对更明确地了解中国与苏联所进行的和平建设与这两个伟大民族的友谊的显著的牢不可破性，有所贡献。
我用格林维尔·克拉克在他大胆且有思想性的“和平的计划”那本书里（哈泼兄弟公司一九五○年版）所说的话来说，我想尽我的一切力量来“鼓励大家更深入地讨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含义，那么当我们体会到令人震骇的道德和物质方面的后果时，我们会更聪明地想办法来建立世界的秩序。”
为了这个目的，我最近在苏联到处游历了几个星期。为了这个目的，我在五月里应邀参加将在九月底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筹备会议。为了这个目的，我在帮助鼓励有代表性的美国人旅行到中国去参加九月间在北京召开的那个和平会议。为了这个目的，我正在告诉美国同胞们筹备会议所给我的深刻的印象，因为它的组织是民主的；因为它有广泛的代表性，包括各种国籍、职业、宗教信仰和政治见解；而且因为二十国的四十七个代表都有崇高的智慧和诚意。为了这个目的，我还想要不断地告诉西方的人民，特别是美国的人民，我在中国的那一个月里所看到的、听到的和感触到的。我很光荣能有机会在那儿旅行了几千里路，参观了城市、乡村、农场和工厂；在各种不同的生活环境和情况下，跟几千个男、女、儿童相接触交谈。
辜汶博士所说的美国人民对中国的生活和文化缺乏认识和了解，这种说法对苏联人民来说决不适用。假如把我的愿望带到莫斯科去，我知道那是多此一举的。可是柏林的人民很热切地要听听关于新中国的消息。我的许多消息对巴黎的人民是新鲜的，伦敦的人民也热切地想倾听。
在美国要爬过辜汶博士所描写的“愚昧的长城”是不容易的。要打破恶意的人在思想不成熟的美国人民心中所建立的偏见的壁垒那就更难了；但是我发现大多数美国人，一旦注意了这个问题，就很热切地想从一个刚去过新中国和苏联的有资格的观察者那里听到关于那边的消息。
在一个月以前我回到了纽约后不久，金斯伯利夫人和我在迎接我们离国一年归来的盛大欢迎会上作了演讲，听众都渴望知道我们对我们从未遇到过的所谓“铁幕”背后各国的印象。最近我们从中西部回来，我们曾在芝加哥和密尔窝基的许多集会上——工会、教会团体、卫生组织与和平组织——作了演讲。听众都很感动，他们所提的问题证明他们急于想得到关于“新的文明世界”里的人民和他们生活方式的第一手消息。我在芝加哥得到了一次难得的荣幸的机会，得以在受人欢迎的电视节目上出现，向全国作二十分钟的发言，据说观众和听众有好几百万人。这不但对我是一次难得的荣幸的机会，的确，这对今天美国任何一个人说来，都是一样难得的，假如他有机会在无线电和电视里自由地真实地报道中国和苏联的情况，并使美国人民确信，那两个伟大国家的人民正如我们一样不但为自己，也为全世界要求和平。在苏联，人们说：“我们需要和平正如需要新鲜空气一样。”能在全国性电视节目中得到免费的时间，告诉美国人民说，中国和苏联人民要求和平，这的确是一件令人鼓舞的事。这件事之所以令人鼓舞是因为不到一年以前，那位可敬的学者杜波依斯博士，曾被传到法庭为自己“公开主张所有人民一致要求的一件事——和平这个罪名”而辩护——这里用的是他自己的话。
在美国，每一个爱好和平的人——谁不是呢？——都极想知道中国和苏联的人民和政府对战争与和平的态度。所有美国人在知道在苏联和中国并没有战争心理后，当然就放心了。一九五二年七月七日“曼彻斯特卫报”称：
“在苏联逗留二星期后，于昨天回到伦敦的英国作家们在公谊会举行记者招待会说：‘我们没有见到任何备战或战争心理的迹象，相反地，我们见到的是对和平的热望。’”
这段话证实了我在苏联和中国的观察。让我们把这段话与“新政治家与民族”杂志编辑金斯莱·马丁最近自美国回到伦敦时的一段话对比一下。他在以“美国的政治迫害”为题的具名社论（一九五二年七月五日）中写道：
“罗斯福先生说过，美国除了恐惧本身以外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恐惧的。这句有名的话今天在美国常常被引用。没有什么东西比恐惧的征象更使欧洲来客感到惊奇了。在纽约，有着说明如何到公共地下防空洞去的指标；定期的防空演习；要是有人在餐桌上来一句‘颠覆性’的话，那么就会有难堪的沉寂；如果一个教授由于被怀疑与某一个跟共产党员在同一文件上签过名的人有关系，他就会处于很不愉快的境地。”
今天在苏联或中国看不到这种战争心理，相反地，到这些国家访问的客人觉得他是处在和平的气氛里。那里的确充满了对和平的热望。正如亚力山大·渥茨在“民族”杂志（一九五一年八月十八日）中所写的：
“有一个最卓越的西方观察家，也是一个重要的外交家，最近从莫斯科回来向我谈到那里的情形：‘人民确实不想到战争。看起来很奇怪，他们深信没有人敢攻击俄国……没有人看见莫斯科在建筑防空洞。’他说：‘人民很富于幽默，有些幽默很像古典文学作家的老幽默，我在莫斯科街上所听到的欢笑比我在西方任何一国首都听到的要多。’”
亲身观察苏联的人，既别无居心又无宿怨的人，作出了这种评语。拿这种评语与杜鲁门总统武断的言论对比一下，杜鲁门硬说苏联社会“是一个丛林，苏联政府赤裸裸的权力像猛兽一样在那里逡巡，使所有的人都害怕”（一九五一年九月十八日“纽约时报”）；或者拿这种评语与艾森豪威尔在美国退伍军人团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尤其是下面这几句话对比一下：“被克里姆林宫奴役的许多国家和亿万人民，又一次证明了每一个自由国家今天随时都可能遭到突然而来的可怕危险。”
这些讲演的文字使人猜想可能是出于同一个人的手笔，可能执笔人以前曾在国务院，并且想做国务卿。声调是哈利（即杜鲁门——译者）和艾克（即艾森豪威尔——译者）的声调，但是执笔人像是杜勒斯。杜勒斯八月二十六日在布法罗说，艾森豪威尔将军的解放被共产党所“奴役” 的各国人民的政策并不意味着暴力革命，而是和平革命，用一种“温和”的方法，例如消极抵抗、不合作、表示不满、怠工和在工业上的破坏行动。“苏维埃共产主义……可以从内部制止，假如做不到，就得从外面来制止它，那就意味着战争。”（一九五二年八月二十七日“纽约时报”）。假如苏联的一个未来的外交部长发表了这样的谈话，美国各大报会有怎样的标题，是不难想像的。有人曾经奇怪，杜鲁门总统和艾奇逊从那里得来这些对苏联的看法；这种看法用意只是要鼓励人们仇视、敌视和鄙视一个居然能容忍像他们所形容的这样一个政府的人民。
然而，纽约“美国人日报”上像布鲁斯·巴尔顿那样著名的企业家发表了下面这样一段文章，从这一点看来，扭转这种走向战争的趋势是有希望的。他的文章有这样一段话：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像我一样对于国内某一种情势的发展感到不安。英语中一个最优美的字，也是一个和善、美丽、能温暖心灵的字，意义正在受到歪曲和曲解，竟使善良的人民差不多都不敢把这个字说出口了。这个字就是‘和平’。打起官腔来，当然，每个人都赞成和平的。总统赞成和平；国务卿赞成和平；五角大楼也赞成和平。他们不时地张口闭口大讲和平。但是实际上支配他们所有思想、计划和开支的是战争……我们的官员并不考虑怎样与俄国顺利共存，而只是在大事恫吓和威胁。”
我离国一年后归来，发现国内有这样的气氛，英语中最优美的“和平”一辞的意义“正在受到歪曲和曲解，竟使善良的人民差不多都不敢把这个字说出口了”。在这样的气氛中，要说服美国人来参加即将到来的北京和平会议，不是容易的事。不过，也有其他的企业界人士——是的，甚至某些华尔街的银行家和律师们——也持有布鲁斯·巴尔顿所发表的同样的看法。
有不少老派人士信仰我们的“权利法案”，相信美国人有权利来批评他们政府的政策，相信他们有获得护照的权利，有出国旅行的权利；我们有着这些人士的支持，特别是在举行大选的一年，我们就有可能派遣一个由具有代表性的美国人组成的代表团去参加北京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
至于我自己，我将继续为达到这个目的而努力。我将继续“鼓励大家对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含义作更深入的讨论”。我希望北京的和平会议考虑克拉克的其它“和平计划要点”。和平会议一定会同意克拉克计划的第二点，那就是：“承认各国普遍裁减军备是一劳永逸地解决世界问题与获得真正和平的关键”。
要想推倒由惊人的宣传运动所成功地建立起来的
“成见与偏狭的长城”，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个宣传运动启始于罗斯福总统死后不久邱吉尔在富尔敦发表的演说。全世界最伟大的长城还没有建造起来，那就是“国际诚意的长城”，是反对战争的长城，是保卫世界和平、反对不论任何地方的战争贩子的大举进攻的长城。要推倒“偏见的长城”，另外建造起“国际诚意的长城”，便必须以相互认识为基础而建立相互间的了解和友谊。我们必须认真仔细地研究中国和苏联的各种制度，就如同他们那样认真仔细地研究我们的各种制度一样。不要让人家再说：“每一个中国小学生都能够说出我们历史上伟大人物的名字”，而“很多美国小学生，甚至教员与大学教授”却不能说出中国杰出人物的名字，也不能“将中国的特点与它的趋势作一个最简短的叙述”。
让全国人民都来要求我国政府迅速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使美国开始与中国建立相互了解吧。每一个美国人都应当明白：中国人民尊重一九一一年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觉者孙中山先生的名字正如美国人民尊重乔治·华盛顿的名字一样；他们尊重毛泽东，因为他是使他们摆脱蒋介石与他的帮凶的统治的解放者，是他们新民主主义的创始者，正如我们尊重汤玛斯·杰斐逊一样，因为他是我们民主制度的创始人。
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发表了“中国独立宣言”，他说：
“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我们的革命已经获得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欢呼，我们的朋友遍于全世界。”这确使人回忆起“一七七六年的精神”来。它代表了未来的潮流。正如杰斐逊所说的：“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
美国人民应当懂得新中国的精神，正如中国人懂得“一七七六年的精神”一样。他们应当熟悉“共同纲领与新中国的组织法”——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建设的政治基础，它不仅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们所接受，而且为全国人民的代表所接受；它已为“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一切宗教、人民解放军，一切少数民族、华侨及其他民主分子”所接受。它是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
假如我们要世界和平，而不要世界战争，那末这些正是美国人民所必须了解的一些基本东西。
我的目的是要尽一切可能的努力协助建立以精确的熟悉为基础的美苏间和中美间的了解。如果没有这样的了解，我认为就没有什么前途可言。爱因斯坦说过：
“首要的问题就是要消除彼此的恐惧和怀疑。……归根到底，任何人与人间的和平合作首先是基于相互间的信任，其次才依赖像法庭和警察这类机关。无论对国家来说或是对个人来说，道理都是如此。而信任的基础就是忠诚老实的取予。”
在同一篇文章里，爱因斯坦说：
“在军事技术的现阶段下，要通过扩张国家军备来寻求安全的想法是一种祸国殃民的幻想。……如果行得通，那末空气被放射性元素毒化和因此而消灭地球上所有的生命势必已属于技术上可能的范围之内了。这种发展的可怖地方是它的明显的强制倾向。每一个步骤看来都是前一个步骤的必然结果。到后来，越来越清楚地变成全面的毁灭。有没有一条出路摆脱人们自己制造出来的这个僵局呢？如果人们在采取任何一个行动时，还在盘算着一个可能的未来冲突，那就不可能取得和平。因此，一切政治行动的主导思想应该是：‘为促成各国的和平共存以至于忠诚合作，我们能够做些什么？’”（一九五零年二月十三日“纽约时报”）
爱默生说过：“上帝让每个人在真理和安息两者之中选择其一；你选择那一个都可以；你决不可能兼有两者。”
在这样的时代一个体格健全的人怎能选择安息呢？一七七六年圣诞节之前，当溃败而又士气消沉的华盛顿的军队逃过了德拉瓦河时，汤姆·潘恩在
“美国危机”中写道：
“现在是考验人们灵魂的时候。在这个危机中，只能过顺利日子的士兵与爱国者会畏缩起来，不替祖国服务；但谁能在此时此刻坚持下去谁就应该得到人们的爱戴与感谢。像地狱一样，暴政是不容易推翻的；但我们可以引以为自慰的是：斗争愈艰巨，胜利将愈光荣。我们得来的东西愈便宜，我们对它也就愈看不起；能使一切东西有价值的是为它付出的高贵代价。上帝知道如何给与每样东西以适当的价值；假若像自由这样神圣的东西都得不到重视的话，那的确是太奇怪了……
“我可算是当代最不迷信的一个人了，但是我内心一直认为，现在仍然认为万能的上帝不会让一个民族遭受军事上覆灭而熟视无睹，听任他们灭亡而不予以援助。而这些人又曾以人类智慧可能想出的一切善良方法，热切地不断地寻求避免战争的灾害。”
在美国与苏联之间，美国与中国之间，如果没有一个建立在互相熟悉基础上的了解，我就看不见有什么前途。
一九五二年八月三十日于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