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使者们，北京拥抱你们！

第3版()
专栏：

和平使者们，北京拥抱你们！
本报记者集体采访袁水拍执笔
“和平代表，欢迎你！”一个双手高举两束鲜红的大丽菊的女孩子，正向你迎面飞奔过来。她是这样地高兴，她露出两排雪白的小牙齿，愉快地笑着，叫着，仿佛恨不得叫自己的两条小小的腿跑得更快些，好马上扑到你跟前来。她热烈地欢迎你——欢迎你们大家，来自远方的和平使者们！
你看她有几岁？八岁？九岁？即使这样一段短短的生命，也有一大半是在战争里度过的。很可能，她是在一所硝烟迷漫的瓦房里生下的，也许就在那时，杜邦公司制造的炸弹已经夺去了她的母亲。但是，中国人民胜利了，永远赶走了外国侵略者，打倒了蒋介石，消灭了地主阶级。她的祖国解放了，独立了。和平幸福像春天的雨一样滋润着、肥沃着中国的干裂的、杂着弹片和渗透了鲜血的土地。随着人民的翻身，我们的千百万儿童也从此摆脱了饥饿、流浪和夭折的厄运。他们开始无忧无虑地生活在新的社会里，受着高尚的道德的教养，幸福地生长……
她胸口飘着的这条红领巾，标志着这种新的生活的胜利，标志着她对这种生活的爱。和平代表们！当你们接受她的花束的时候，你们将很容易从她的微笑里，呼声里，想像出这小小心灵中的一些简单的意念。是的，它们是简单的，天真的，但人类值得为它们而奋斗，我们有责任要保证它们不受摧残和毁灭。你们也将很容易从她的活泼的身姿里，想像到她的亲人们和教师们，我们中国人民，对自己的新的一代是多么地爱！想像到我们为了保卫他们的幸福而斗争的意志，是多么坚强而不可动摇！
这是一幅图画，是我们为和平而斗争的艺术家为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而作的宣传画之一。（见附图一）但这也是最近这几星期里，出现在西郊飞机场跑道上和前门火车站月台上的常见的真实形象。每天，北京儿童们怀抱鲜花，欢迎着你们肤色不同的，说着各种语言的，来自三十几个国家的和平代表。当你们跨出飞机或者车厢的时候，就看见这些可爱的中国儿童，你们立刻微笑着，抱起这些孩子来亲吻。
不论是苏联的女哲学家、诗人，还是新西兰的家庭妇女、公共汽车司机；不论是印度的议员、教授，还是锡兰的佛教徒、码头工人；不论是美国的工程师、妇女活动家，还是越南的男女游击队员……北京的居民，全中国人民，都伸出手臂来拥抱你们！我们是可以紧密地团结起来的，因为我们有着共同的愿望——和平。我们彼此之间的来往与和谐的交谈，已经使战争挑拨者们惊惶失措！
清早，天安门从秋天的淡紫色的晨霭里逐渐露出它的雄伟的姿态，阳光照耀着楼角上的金黄色的花纹。北京开始了它一天的生活。背着书包的小学生上学了，唱着“全世界人民心一条”的歌；爱鸽的北京人家放起雪白的鸽子，悠久而宁静的“鸽铃”声在蓝天回响；各个天主教教堂里传出做弥撒的声音，修女、修士们在为和平祈祷；园林事务所的工人推着水车，给马路中间花台上的草地和鸡冠花浇水；到处的商店把庆祝和平会议召开的金字标语的鲜红布幔，挂上新漆的橱窗；电车司机从车厂里开出了
一辆缀满几百只和平鸽的新电车；建筑工人把天安门两边的宫墙抹上最后一道枣红粉彩，使几百年前的建筑物复活了青春……北京沉浸在节日似的兴奋里，人们怀着巨大的希望迎接着和平会议。
二百五十万首都市民从两个多月前起就盼念着这个意义重大的会议的举行，他们为着它准备一切。建筑工地上响着锤子和铁锹的声音，筛砂子和洗石子的声音远近呼应着。古老的都城在急速地改变它的容貌。
日子临近了。建筑这次会场的工人，在十几公尺高的木架上，给主席台台口的仿照汉玉的牵龙图案，添上最后一笔金色；电气工人把最后一盏黄绢的宫灯挂上那安装着九百只暗灯的、绘有敦煌壁画图案的天花板；在这次工程中评为一等模范的彩画工人，给最后一根桁梁，按照中国古代建筑装饰“大点金”的格式，刷上最后一抹翠绿；家具工人运来了两千把红丝绒椅子的最后一把……五千多工人在短短的七十五天中基本完成了平时需要一年的工程。这是一座用了五百二十立方尺门窗地板木材，六十五吨铁筋，一万二千袋水泥，二十六万斤石灰，九百立方公尺石块，一千五百立方公尺砂，五十五万块砖的宫殿式的壮丽建筑。这里可以宽敞地容纳一千五百人开会；这里装置着每小时可换四万立方公尺新鲜空气的通风设备；这里的每一个座位上装着八种语言的耳机；这里可以拍有声电影，可以向全国广播；有四层楼高、搭着八座天桥的舞台可以演各种戏剧。这是一个复杂的工程，包括建筑方面每一种业务，施工单位多到三十四个。但是，为了和平，工程师林乐义等和艺术家梁思成等把原需三个月的设计工作，提早到半个月就完成了。
“我们不只是为五万万人工作，我们在为十六万万人民工作。”工人们用这句话互相鼓励着，想到这里，他们克服了一切困难。会场施工期间刚碰到北京雨季，工人们分三班轮换，日夜不停。他们常常冒雨摸黑地干。有时仰面做工，雨水滴到了眼里嘴里，周身淋湿，可是决不叫苦，心里想的只是怎样改进砌砖或是抹灰的操作方法，使代表们能够按时在这里开会。工人刘鸿文被工具打伤了脚。同志们劝他休息，可是他还是每天支着拐杖上工。他说，为了和平，这点困难不算什么。他回想自己十三岁起就当学徒，吃了无数苦，受尽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解放以后，翻了身，当了工会主席。劳动再也不是折磨，而是光荣。想到这些，他更加觉得新社会的幸福，他决心要保卫它，永远不让敌人来破坏它。
日子临近了。修建供代表居住的“和平宾馆”的工人，打扫掉最后一筐刨花和木屑，把新织的地毯铺在地板上，把一盆盆的菊花布置在庭院里。这原是要明年五月才能完成的工程，但九月十五日已经全部完成了。装电梯的七十岁老工人潘文清特地从上海跑来工作。他说，他原可以退休养老，他有三个儿子和三个媳妇，在解放后都有了工作。他已经是四个孙子和五个孙女的老爷爷，但为了和平，他要把他的技术献出来。电梯是从屋顶上吊下来的。按理装电梯，只能在最后一层楼盖好以后。为了争取时间，这个上海沃的斯公司的老工人这回却从楼下逐层装到楼顶去。原需八个月的工程，一个月里完成了，沃的斯公司听见了不相信。正如设计“和平宾馆”的工程师杨廷宝说的，工人们完成了奇迹，他自己干了二十年的建筑，从没有见过这样的事。在工地的墙壁上，贴着许多竞赛计划和挑战应战书。其中有一张这样写着：“第六层九月六日”“第七层九月七日”“第八层九月八日”“舞厅九月十日”“电梯九月十五日”……虽则看起来这张标语的纸张很新鲜，说明它还刚贴上不久，但是半张纸已经被另一张更新的纸盖上了，那张纸上写的是：
“本日晚八时举行庆功大会……”为了和平，工人们工作的速度超过了时间的脚步。
军火生产压得资本主义国家人民喘不过气来，新中国的工人却正在为和平建设而努力。四个月以前参观华北农业机械总厂的外国和平代表们，看见工人正在把一批旧枪炮送进熔铁炉里去化。他们很感动，接着，他们询问工人，是不是仅仅这一批。工人们照实告诉了他们，这是他们厂里已经进行了好久的工作，一点也不特别。说着，他们领代表们到车间外面的空场去看，那儿还堆着一堆各式旧枪炮、轻重机关枪和炮弹。就在这些武器旁边，一列一列油漆得鲜红夺目的新式的马拉犁农具，正在由油漆工人刷犁柄。工人们每天每时创造新纪录，但是新农具的生产还远远落后于中国广大农村的需要，非但不能门市零售，就是订货，也已经订到了一九五三年年底。优越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与垂死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在这里形成了尖锐的对比。资本主义只能靠制造军火续命；但在我们的社会里，为了和平建设，我们有做不完的事情和用不尽的力量。
就在这个厂里，螺丝组青年女工刘淑清在增产竞赛中，和技术人员合作改进了工具，使中国自制的丝锥的利用率超过了美国货，使螺丝的产量比过去提高到三倍多。她说：“时代变了，几十个国家的和平代表到我们国里来开会，这在过去，想也没想到。看看自己，想到别人，我也希望亚洲和太平洋沿岸正在受着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能够像我们一样站起来。我想到那些国家人民的今天的生活，就想起自己的过去，也更加想为祖国为和平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帝国主义国家的工厂在制造凝固汽油弹，我们的工厂在生产音乐。人民广播器材厂的工人在印制“王大妈要和平”和“保卫和平之歌”。唱片车间本月份的生产计划估计可以提早三天完成。为了迎接和平会议，青年工人李明改进了装配收音机的接线方法。原来一个小组七个人一天装七十架，现在六个人可以装九十六架。为了和平，他们要把更多的收音机更快地送到农村去。
我们的工厂在生产图画。为了要把印刷精美的图片、画册送给和平代表，北京美术印刷厂工人正在提早完成一万册“新中国画册”、五万册外文的
“人民画报”、两万册揭露美国政府细菌战罪行的画册等等任务。杨长宝平版小组创造了修版的新纪录，从一块版需要二百八十小时降低到一百二十四小时。人民印刷厂营业分厂的工人一面迁厂一面为和平会议代表赶印宣传画。胶印车间主任青年工人张景善指着门口的一盏“安全生产”红灯自豪地说，他们全车间为了这次给和平代表服务，要继续保持这盏红灯，“这些画印出去是送给国际朋友的，我们要保证达到最高的质量。”私营振亚印刷厂工人也在日以继夜地赶印“新娘子讲话”等年画，准备送给和平代表。工务长孙光荣过去只管检查油墨颜色等工作，这次为了和平会议，也亲自做换版和擦拭机器的事。
为了迎接和平会议，每一个工厂每一个车间里响起了提前完成生产任务的口号。
北京市的家庭妇女也在热烈地为迎接和平代表，献出自己的聪明和辛劳。海甸和西单区的妇女在做挑花手巾准备送给远方的客人。他们都是家庭主妇，都有孩子。她们一听到要开和平会议，就很自然地联想到过去的苦难日子，和孩子们的未来命运。牟淑珍是有四个孩子的母亲，三个都是少年儿童队员。她说：“要不是毛主席解放我们，哪有今天？”她的婆婆已经七十四岁，为了媳妇要做这样重要的活，特地代替她烧饭，让她腾出工夫来好好地干。佟宝贞也是一个有了三个孩子的母亲，她从小做女工，受尽压迫，解放以后才有好日子过。她说：“我们再也不能让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重新来侵略我们，压迫我们！”她夜夜先把孩子哄着睡了，自己一直挑花挑到深夜。她说，解放后大家都明白了道理，那怕老太太们也亮了眼睛。是的，她说得对。有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过去也挑花，现在眼睛不济事了。她有个侄女能挑花，可是这时候刚好在乡下。她一听到要给和平代表挑手巾，就干着急，一心想把自己侄女从乡下叫回来。
西单区牛肉湾的家庭妇女们在本月十七日的读报组里听到了开和平会议的消息，她们高兴得不得了，决定要搭牌坊，来迎接这个会议。当场有的人出钱，五百、一千、二千地凑起来；有的人出竹竿、红布、电灯、电线。特别积极的刘老太太说，她们胡同里一号和三号两家住在紧隔壁，可是一起住了二十多年还是不相识。自从解放后，常开会，别说两家，就是整条胡同都熟得好像一家人了。因此，她想，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人民隔得尽管很远，要是也能这样多开开会，不是也会熟得像一家人一样吗？她的住在乡下的闺女快要添孩子，她把原来准备给闺女送礼的一块红布，也拿了出来。最近女儿写信要她去，她回信告诉女儿说，为了和平，事情忙不过来，不能去了。
家庭妇女们在一个银行职员的妻子邢润贞家里做牌楼。剪纸贴布，忙个不了。邢润贞的丈夫这时正病在床上，听得妇女们干得起劲，也感动得挣扎着起来给牌楼题字。今天立在牛肉湾的四个迎接和平会议的牌坊上写得很清楚，是“群众敬立”。每一个妇女，每一个母亲都深深地懂得和平是什么意义。
和平对于郊区农民来说，是丰收，是冬学，是农忙托儿所，是新的衣服。京郊柏彦庄的妇联主任说：“三年来我们全村二百多青壮年都识了字，今年村上已经有五个妇女学会了新法接生。”
日子临近了。西城和城外一部分的劳动人民为了迎接和平会议，预祝会议的胜利成功，在白天辛劳之后的晚上，集合起来，举行了提灯游行。三轮车工人、裱糊工人、泥瓦工人、青年妇女、刚上速成识字班的五十多岁的老婆婆……二千多人举着他们自己糊的和平鸽灯、红星灯，高呼口号，走过一片鼓掌的市街。你看，队伍里那个青年妇女穿得不像一个新娘吗？是的，这件衣服的确是她准备在自己结婚时穿的。她叫关淑琴，她的对象就是和她一起在解放后进业余学校读第一册课本的同学，一个青年菜贩。她们打通了父母的封建思想以后，他们订了婚。这次游行前，同伴们劝她别弄脏了这样一件紧要的衣服。关淑琴不听，说：“结婚紧要，可是和平比结婚更紧要。”
她是一个中国的普通妇女，她可能叫关淑琴，也可能叫别的名字；她可能在工厂里，也可能在农村里，在家庭里。不管怎样，不论她是谁，她是衷心地爱和平的，而且她有决心，有力量，誓和每一个中国普通人民站在一起，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在一起，为保卫和平而斗争！就像我们为和平而斗争的艺术家作的一幅木刻版画中所描画的这个人一样（见附图二），在辽阔广大的中国土地上，你可以到处看到她。（附图片）
我们衷心热爱和平彦涵作
和平代表，欢迎你！郁风、冯真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