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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清宪 王晓同 1991-10-31 00:00

房改,究竟是为什么?

第2版(经济)
专栏:房改系列报道

  房改,究竟是为什么?
本报记者 王清宪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记者 王晓同
不久前在北京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住房制度改革工作会议,要求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的房改,并提出明确的指导方针、有关政策和具体部署。在此之前,本报经济部和国家体改委所属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联合组织了记者组,对全国一些地方的房改情况作了考察。从今天开始,我们将连续发表房改系列报道,供各地落实房改会议精神时参考,也想为关心此事的居民提供一些面上的情况和分析。
                     ——编者
一场涉及面广,意义深刻的住房制度改革,正在中国大地上进行。它是突然到来的吗?不!
1980年,邓小平同志就提出改革中国住房制度的建议;
之后,从中央领导到理论界,住房制度改革便成了积极探讨的改革问题之一;
1988年2月,国务院下发《关于在全国城镇分期分批推行住房制度改革的实施方案》;
三年来,房改试点城镇方案出台,不少非试点城镇也推出方案,起步房改。
1991年6月,国务院下发《关于继续和积极稳妥地进行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通知》;
如今,全国的城镇,都在紧锣密鼓,抓紧制订实施方案。
房改,势在必行。
不少人在问,下这么大的决心进行住房制度改革,道理何在?套用一句现成的话——“这样执著,究竟是为什么?”
 为了放下背不动的包袱
建设部最近统计:近10年来,国家用于住宅建设的投资共达2818亿元,是前30年建设投资的6倍。就是说,建国40年来,国家用于建房的投资共有3254亿多元,大约占国家固定资产投资的20%左右。
目前,是建国以来国家建房投入最多的时期,年达360亿元,加上维修补贴和管理费,达400多亿元。
这些看起来抽象的数字,意味着什么?
如果按1987年的统计数字,那么,这意味着,建国以来用于住房的投资本可再建一个相同规模的冶金工业;或再把石油工业扩大两倍,纺织工业扩大三倍半。国家这个包袱每年还要加重400亿元,相当于4个深圳的建设投资(1979—1987年国家在深圳投资总额为97.67亿元)。
据联合国预测,本世纪末我国城镇人口至少要占总人口的20—30%,即使按20%计算,那时城镇人口也将达到2.3亿多人。若要达到人均居住面积8平方米的水平,需有住宅建筑面积36.6亿平方米,建设部计划,八五期间,全国城镇每年要建1.5—1.6亿平方米住房,共投资2250亿元,平均每年投450亿。按这个数字算,现在每年360亿的投资还少90亿。
从财政负担上讲,现行住房制度不改,居民住房将成为国家一个背不动的包袱。
从建立新的经济机制的角度看,国家固定资产投入20%左右的部分不产出,没有价值上的补偿和实物上的替换,那么,住房将继续成为压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新机制上的一个沉重包袱。
 为了真正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
现行的住房福利制,给国家压上了沉重的包袱,可居民居住情况解决得如何呢?
据统计,目前,全国城镇有近1/3的家庭属住房困难户。
1949—1989年,上海市累计投资建房共达145.6亿元。居民的居住水平有所提高。但全市人均居住面积在4平方米以下的困难户仍有32.7万户,其中人均2.5平方米以下的特困户有4.2万户;大批老房严重失修,全市屋龄在60年以上的旧式里弄房多达2000万平方米,损坏严重的有460多万平方米,其中危房14.6万平方米。虹口区虬江路一带成片的棚户区里,有一家四代9口人住在一间半的矮平房中。记者前去采访时,主人指着悬在头顶上睡人的竹榻说:“你们看看,让我们怎么办?连自己搭的阁楼上也要挂帘子。这次房改总算有盼头了。就是欠债也要搬家。我们只希望房改优先解决特困户的政策能够算数。”
1991年春节过后的一天。当时担任上海市市长的朱镕基带着市政府主要领导,冒雨赶到棚户区察看居民的住房情况。
“市长来看我们来了!”棚户区的居民纷纷涌出窝棚。
“朱市长,政府有困难,我们理解。你当市长的在下雨的时候能想到我们棚户区的居民,我们也感到安慰呀!”
在一家危旧的阁楼前,朱镕基要上去看看。户主忙上前阻拦:“朱市长,你别上去,危险!”但朱镕基执意要上,阁楼咯咯吱吱地发出声响。
察看完,朱镕基同志很动情地说:“解放40多年了,上海市还有这么多的居民住在这么差的房子里!群众不抱怨、不骂娘,理解政府的难处,多么好的人民啊!但我当市长的心里并不好受。我们社会主义应该把群众的居住问题解决好!”
抚顺,中国解放前最大的煤矿之一。昔日的工棚,如今成了矿工的家庭住宅。还是那些窝棚,风雨50年。破了、漏了,更拥挤了……国家体改委主任、国务院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组长陈锦华,看了电视纪录片《房改启示录》后,在一次房改干部会议上说:“你们要多看几遍!想想那些白天上班,晚上备课,一家几口睡在教室里的人民教师;想想那些几代同堂、拥挤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窝棚里的工人,我们还睡得着觉吗!我们共产党人是为人民谋福利的,住房问题不解决,老百姓不会答应!”
旧的住房制度,使福利走向了自己的反面,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受到了限制。
  为了走向真正的小康
从国外的情况看,一般说来,在居民的消费支出中,住房支出占到20%左右才是合理的。但在我国目前的福利制度下,仅达到1.5%左右。就是说,约有18%多的本应由居民自己负担的消费,由国家代为支付了。
世纪末奔小康,正是全国人民的共同目标。什么是小康?国外的概念对我们来说,也许不一定准确,但“小康水平”如果从人民生活质量方面来概括,笔者认为应该包括以下三层次内容:第一层次,居民个人消费状况;第二层次,物质生活包括公共环境的综合质量状况;第三层次,包括精神生活在内的全面生活质量状况。
从第一个层次看,我国居民在吃、穿、用上,问题都不大。只有住这个基本的消费差距较大。而住这一基本消费的短缺,不仅仅影响了第一个层次,更重要的是它直接影响了第二、第三个层次上的生活水平。
消费结构不合理,必然会影响生活质量。住房是为其他消费提供场所的。没有一个惬意的“场所”,吃、穿、用水平再高,缺少足够的居住空间,人们也很难有称心的舒适感。
至于人的精神生活,没有属于自己的空间,恐怕就更限制人的情趣、爱好、创造、研究的发展了。
从表面上看,福利住房制是鼓励了居民在其他方面的消费,相对提高了其他方面的消费水平,但从长远看,由于福利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的居住条件,住房紧张必然限制人们的消费。许多东西想办,但因房子放不下而只好作罢。
实际上,福利住房已经限制了人的生活进一步改善。住房条件得不到改善,将严重制约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小康。
改革走到今天,房改是我们不能回避的历史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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