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僧只说家常话

第8版(副刊)
专栏：我看新时期中国电影征文

　　真僧只说家常话
曾凡
曾有一位文学评论家请人刻了一方印章，印文本是：“真僧只说家常话”。因篆刻家疏忽，印文刻错了一个字，将“只说”刻成了“不说”。一字之差，形成了两种境界，构成了两种涵义。为此，篆刻家在印章上补刻了洋洋洒洒几十个字的边款，慨叹“此一字之差，盖出于予之未脱烟火气也。”
当我回顾新时期电影所走过的道路时，记起了这枚印章，想到了“只说”与“不说”之间的微妙关系。二者，既要追求形式的深刻，又要追求本质的深刻。从这个角度去看新时期电影风格及电影艺术家口味的变化，或许会使我们真正把握住中国电影的脉动。
８０年代前期，中国电影的内容大都是政治性的，电影的基本主题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批判、反思和对现实改革的呼吁。如《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小街》、《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如意》、《乔厂长上任记》等等。从创作者的角度来说，这些影片大体上是在执行艺术的情绪渲泄功能。
到８０年代中期，随着“第五代导演”登上影坛，中国电影的风格发生了一系列变化。有人刻意追求电影语言的创新，有人潜心于用电影手段传达自己对世界的独特理解，有人沉迷于发掘历史的当代涵义。而大家不约而同地追求的，是扩大电影的内涵，提高电影的品位，提升电影观众的欣赏力，使电影成为一种深刻的哲学。创作出了一批“探索片”。诸如《晚钟》、《盗马贼》、《黄土地》、《一个和八个》、《海滩》、《孩子王》、《黑炮事件》、《怪圈》等片，导致影界内外截然不同的评价。不管编导者拿出什么样的宣言，人们对这些探索片总的印象是“真僧不说家常话”。尽管有的影片侧重文化内涵的探索，有的影片侧重美学效果的发掘，但观众总觉得看起来太吃力，太玄奥。
中国有句老话说“少年狂禅，中年大儒，晚年修仙”。“狂禅”是求知和探索的表现，但也意味着精神的幼稚不成熟。近两年，电影界谈玄之风渐退，代之而起的是一种大白话式的质朴风格。比如《北京，你早》、《老店》、《女人·ＴＡＸＩ·女人》、《过年》，以及《白求恩——一个英雄的诞生》、《焦裕禄》等，都代表了这种新的追求。这些影片与前一段的探索片最大的区别是，它们特别注重对生活的“呈现”，而避免直接透露出创作者对生活和世界的主观“评价”与“解释”。它的叙述方式和叙述语言似乎是粗陋的、未经加工筛选的，但我作为一名观众，正是从这种质朴的叙述中领略到了一种“真僧只说家常话”的境界。这批影片的表面形态未必庄严、深刻，但观众从中感悟到的人生却更真切因而也更深刻。
“真僧”之所以只说家常话，是因为家常话中蕴涵着最丰富的人生经验。不过，我倒是觉得，新时期电影从情绪渲泄到形式探索，再到写实，是一个必然的过程，也是中国电影日益成熟的表现。没有“不说家常话”的经历，就不会体验到“只说家常话”的意义。电影是艺术，而且是大众艺术，所以只能靠“家常话”与观众沟通。俗话说“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家常话”的价值就在于它是对“世事”、“人情”深切体味后的高度凝聚。中国的电影艺术家经过几年的探索，终于放弃“深刻”而追求质朴，这也许可以视为是一种成熟，至少是作为综合艺术的电影“开始成熟”或“走向成熟”的诸种表现之一。
“家常话”不仅仅是艺术的风格、形式或表现手段。它实际上是一种境界，是“世事洞明”的人生境界，也是“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艺术境界。否则，那位篆刻家何以要在边款中叹息自己“未脱烟火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