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好图书出版质量关

第5版(读者来信)
专栏：调查与思考

　　把好图书出版质量关
近十年来，我国图书出版事业发展很快。出版社由１９７８年的１０５家猛增到１９９０年的５００余家；各类刊物１９７８年仅有９００余种，１９９０年发展到５８００余种；图书品种１９７８年为１．５万种，１９９０年已高达７．９万种，其中各类辞书３０００余种、大型丛书２０００余套，相当于前３０年出版总和的３倍。但是，图书出版工作中问题也不少，而且有的问题还相当严重。
坏书屡禁不止。据不完全统计，从１９８９年下半年以来，由国家新闻出版署直接定性查处的非法出版的书有２０种、期刊有２１３种，由各省、市文化出版部门查处的有千余种。１９９０年入夏以来，一些地方抓“扫黄”工作稍有放松，有的出版单位和书贩子认为“紧箍咒”要收了，便又偷偷摸摸地重操旧业。仅半年多的时间，全国各地“扫黄办”又查处了数千起制作、贩卖、传播非法出版物的事件。这些新出笼的坏书刊的共同特点是，乔装打扮、改头换面，有时令人难以识别。例如，东北一家杂志社，１９８９年因发表格调低下作品受到严重警告，１９９０年又以“通俗文学”、“大众文艺”为名，连续出版３期专号，封面表现裸露、凶杀，要目渲染色情，内容庸俗不堪，受到了勒令停刊的处分。
武侠小说泛滥成灾。按规定，对武侠和古旧小说适当出版一点是可以的，但品种和数量要适度。１９８９年，国家新闻出版署只批准了１种，１９９０年也只批准出版１０余种。但目前出版的平庸的新武侠和古旧小说却泛滥成灾。近期，笔者在上海、广州、北京等地耳闻目睹，街头图书市场上内容平庸和格调低下的武侠书约占５０％，国营书店的文艺书架上这类书也占相当大的比例。至于那些出租书摊与书店，更是“无处不武侠”。近一年来，国内又兴起武侠热，许多作者为了获取两倍甚至数倍于正常稿酬的报酬，不择手段地炮制新武侠。有的胡编乱造，有的拼凑抄袭，有的在封面署一个“布衣山人”、“史密斯”等怪名字，以此欺骗读者和出版社，而不少出版社蜂拥而上，拿出很多人力、财力和物力竞相出版，有的还改编成连环画，如《十三妹》就有１３种版本，《黄天霸》有８种版本。
以钱买名乱出书。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是商业性“报告文学”。某厂长或某经理只要能赞助三千五千元，不论其表现如何，成绩大小，都能以“优秀企业家”的桂冠载入“史册”而名扬天下，这些书刊出版后直接送给赞助的厂家，一般不上市，即使上市也无人购买。二是达到一定包销数赏赐“编委”头衔。如某出版社出了一本《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教学要点》的书，向全国发征订通知说，凡订购５００册以上者可充当此书“编委”，订购８００册以上者可充当此书“副主编”。三是某些出版社与杂志社，以每页２０—２５元的价码，向全国“有意者”征集所谓诗文，然后成集。
出版印刷质量下降。广大读者对这个问题反映强烈。有些书刊印刷质量之差、错误之多令人吃惊。错页、倒装、漏订等现象屡见不鲜；字迹模糊、黑墨蛋、开天窗的书刊随手可拾，错别字比比皆是。如：天津某出版社出版的《从政史鉴》，粗略统计错别字２０５个；内蒙古某出版社出版的《大千百期精华》全书约１５万字，明显差错就有２０００多处。还有一些工具书、辞书也差错迭出。
学术理论专著仍然出版难。据对中南地区５家出版社调查，发现没有一家愿意主动出版学术著作的，因为每出一本都要贴补一大笔钱。河南一家出版社要出《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需贴补３０万元；湖南一家出版社因出版一套《延安文艺丛书》，贴补了３０余万元；湖北某出版社拟出一套《中国当代著名文艺理论家自选集》，算了算，至少要贴补４０万元，吓得他们也只好打退堂鼓。当然，也有一些“学术著作”水平不高，内容要么拾人牙慧，要么炒冷饭，没有出版价值，出版社也不愿出版这类书籍。
图书出版工作出现上述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原因在出版部门自身。国家新闻出版署有关部门负责人告诉笔者，近几年，我国图书出版事业虽然发展很快，但管理工作却一度跟不上，出版部门内部的个别不法分子便乘机利用手中的权力出版坏书（刊）。
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一些出版社和杂志社只抓经济效益不抓社会效益，什么书能赚钱，他们就出版什么书。之所以大出特出武侠书和商业性质的“文学”书，不愿出版学术专著，也都是由于出版部门没有摆正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造成的。
据了解，国家新闻出版署正在按照党中央提出的“一手抓整顿，一手抓繁荣”的方针，制订有效措施，努力提高出版人员的素质，优化选题，以利学术专著和有价值的图书出版。引导作者写好书，编者出好书，读者读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