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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真 1991-01-31 00:00

君子爱人以德——读《中国四大名旦》的一点杂感

第8版(副刊)
专栏:

  君子爱人以德
——读《中国四大名旦》的一点杂感
启真
河北人民出版社新出的《中国四大名旦》是一本很有知识性、可读性的好书。其中述及四大名旦在艺业上成长发展的轨迹,都写了他们曾广交良师益友。如梅兰芳的周围有“梅党”(此名参见它书);荀慧生曾用艺名白牡丹,所以在他周围形成了“白社”。“白社”在北京的成员有胡佩衡、于非闇、朱佩弦(自清)等;在上海有严独鹤、周瘦鹃、舒舍予(老舍)等,大艺术家吴昌硕“自愿担任首领”,其社会影响可见一斑。
过去不少人认为,伶人交朋友无非为了扩大影响,而文人结交名伶则是为了捧场。但从《中国四大名旦》一书来看,事情绝非如此简单。四大名旦广交良师益友,是得到多方面教益的。例如他们都能书善画,并有一定文学修养,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得自师友之助;师友们还为四大名旦编写大量新剧,并为改进其艺术表演而尽心出力,无微不至。据《中国四大名旦》一书的罗列,光是清逸居士(溥绪)和还珠楼主(李寿民)为尚小云所编的新戏就有22本。尤其是书中着力描写的罗瘿公对程砚秋的救助与指教,更使人感到可歌可泣。罗不但曾拯救过程的艺术生命,而且其后还为他传授文化、协助创作、策划演出,又特别注重对程在道德品格上的教育和塑造。正因如此,程砚秋毕生感念罗瘿公的恩义。《中国四大名旦》一书中有个小标题叫“没有罗瘿公就没有程砚秋”,这既出于程的心声,也是相当确切的论断。
四大名旦广交良师益友的情况之所以值得一提,是因为它很可以供目前社会上参与“追星热”的青年以及被“追”的影星、歌星等人的参考。
“追星热”是“明星崇拜”的强烈表现,其中所包含的对演员创造力量的欣赏与钦佩这个方面,本属于正常的审美心理。这种心理倘若得到正确的表现或运用,即欣赏者与艺术家之间互相关心和爱护,互相学习和帮助,那是能够使双方得益的。而双方得益正体现了创作与欣赏之间应有的辩证关系,有利于文化艺术的繁荣发展。
但目前出现的“追星热”,主要不是审美心理的正常发展,而是更多地表现了“明星崇拜”心理中的消极面,即完全放纵了对替代性满足的潜在追求,这样的放纵只可能遏制或淡化自身的正当追求与创造自信。有的人为了得到“明星”一个签名而不惜在宾馆门口守候终宵,如此废时懈业岂不是把追求替代性满足放到实际的工作与追求之上了吗?在他们的心理生活中,又怎能形成志在有所创造的持久兴奋中心呢?至于“明星”一方,有的表现也很不正常,不但骄傲自满、架子十足,从没想过要向自己的崇拜者学习,甚至连报以热情友好的姿态都做不到,尽管在口头上谁都会说观众是演员的“上帝”。
在“追星热”中出现的这两种消极现象,归根到底说明,“追”与“被追”者都只为自己着想,很少去理解与体贴对方的心情,更谈不上为对方作出有益的服务。
“君子爱人以德”。在旧社会,四大名旦与其师友的关系不可能完全没有消极的东西;但从其主要的、积极的方面来看,他们彼此之间是“爱人以德”的。观古鉴今,目前热衷于“追星”的同志,对“明星”是爱之至矣,但必须爱得恰当,爱得彼此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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