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上的杰出人物张闻天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党史上的杰出人物张闻天
廖盖隆
张闻天（１９００．８．３０—１９７６．７．１）在延安时期的头几年，１９３８年９月六届六中全会以前，是中共中央的总负责人，这以后到１９４２年整风以前，他仍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宣传部长、马列学院院长。我在１９３９年８月到１９４１年４月在马列学院学习和在马列学院中国问题研究室工作时是他的学生，多次亲聆他的教诲。这位老师不仅作风民主，平等待人，学识渊博，有很高的马克思主义水平，而且他是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有大功于党和中国革命事业的一个杰出历史人物，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和学习的。如今，谨写此文以表达我对这位杰出人物的崇敬的缅怀之情。
１９８１年６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中指出，曾经在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几乎使中国革命陷于绝境。这里指的是１９３４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惨痛失败和随后在长征初期的惨痛失败。中央红军１９３４年１０月从江西出发长征时还有８万多人，到１１月下旬经过湘江战役后，已经锐减为３万余人，面临着被敌人消灭的危险。
为什么中央红军在毛泽东、朱德领导下取得了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胜利，接着在周恩来、朱德的领导下，又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而在李德、博古的指挥下却遭到了惨痛失败呢？这样的鲜明对照，使参加长征的红军全体指战员，包括党和红军的绝大多数高级干部（这里面有原来跟着王明“左”倾路线走的张闻天、王稼祥等，还有原来因坚持正确主张而受到排斥的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在内），迅速觉悟和团结起来，坚决纠正“左”倾错误路线。１９３４年１２月１８日在黎平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周恩来的主持下，肯定了毛泽东同月１１日在通道政治局紧急会议上提出的，敌人已有准备，调集了重兵来对付红军，所以我军应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师的原定计划，而改为向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前进的主张。周恩来后来说，从黎平会议起，我们就取消了李德、博古的指挥权。不久，１９３５年１月１５日到１７日在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中国共产党人就独立自主地纠正了持续达４年之久的王明“左”倾路线，而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正如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所说，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参加中央核心领导，但他还不是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当时在中央常委分工时，根据毛泽东的提议，由张闻天代替博古在中央负总责）和中央军委的主要负责人（当时在军事上是由周恩来负总责，而由毛泽东协助的），但事实上毛泽东起了领导作用。
邓小平同志说：“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对全党起了领导作用。那个时候行军，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张闻天同志和我（按：邓小平当时是中央秘书长）是住在一起的。每天住下来，要等各个部队的电报，一直等到深夜，再根据这些电报来确定红军的行动。在重要的问题上，大多是毛泽东同志出主意，其他同志同意的。尽管在名义上他没有当总书记和军委主席，实际上他对军队的指挥以及重大问题上的决策，都为别的领导人所承认。朱德同志（按：他是红军总司令）、恩来同志、张闻天同志、王稼祥同志（按：他是遵义会议后设立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周、毛、王］的成员），他们这些同志确实顾全大局，确实有党性原则。只要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对的，都一致同意，坚决执行。”（转引自湖南《党史月刊》１９９０年第２期１０—１１页）
除了首先要指出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在全党起了领导作用以外，还需要指出周恩来、张闻天在这个关键时期对实现毛泽东的领导作用所发挥的重大作用。周恩来从１９２７年１１月参加中央的核心领导开始，直到他去世，对维护全党的团结始终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在消除盲动主义的危害，反对取消主义，纠正立三路线错误，六届四中全会后在他自己所说的“顾全大局，相忍为党”的情况下团结全党一起工作，以及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都是如此。在黎平会议到遵义会议时，他断然反对“左”倾路线，这对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起了最大作用。在遵义会议后，虽然按照中央常委的分工，他是党内在军事方面的最高负责人，但他总是听取毛泽东这个“协助者”的意见，只要毛泽东的意见是对的，他就心甘情愿地让毛泽东当决策者，而自己退居执行者和辅弼者的地位。他把原来犯“左”倾错误的人，包括博古、李德、凯丰，只要他们服从遵义会议决议，也都团结起来了。周恩来是最能联系广大群众，最能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最富有革命牺牲精神，最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又最富于自我批评精神的伟大领导人。
张闻天于１９３１年参加临时中央的核心领导，从１９３５年１月遵义会议后中央常委分工时，他就代替博古为党中央的总负责者，１９３８年９月六届六中全会后到１９４２年整风前，他仍然是中央常委，分管思想理论宣传教育工作。他和王明不同，不仅理论水平高，而且注意调查研究中国的实际情况，所以虽然他原来是拥护王明“左”倾路线的，但１９３３年他进入中央苏区后不久，就察觉到王明、博古在一些问题（如劳动政策问题、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左”倾错误，他于是著文或以其他方式批评这些错误，并且对第五次反“围剿”中军事上的错误提出尖锐批评。在遵义会议上，他根据事先与毛泽东、王稼祥商定的提纲，继博古把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都归于客观原因的主报告、周恩来指出军事指导上的错误并承担了自己的责任的副报告之后，作了系统地批评军事上的“左”倾错误的“反报告”，并受会议的委托写了有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决议，即《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１９３５年１０月他在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不久，就著文指出，党面临的中心问题是怎样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策略进行民族革命战争。同年１２月确定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策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决议也是他写的。他还写了中央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指示。他在１９３６年西安双十二事变的第二天，就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提出“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变到全面性的统一战线”的卓越见解，对党制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作出了重大贡献。所有这些事实都证明，当时毛泽东提议由张闻天代替博古在中央负总责是正确的。张闻天对在新形势下制定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新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是起了重大作用的。
同时，如前所说，张闻天同周恩来等一样：“确实顾全大局，确实有党性原则。”他虚怀若谷，具有领导人应有的民主作风。对于毛泽东的意见，他从善如流。所以毛泽东曾经幽默地说，张闻天是一个开明的君主。这对于毛泽东在那个关键时期能起领导作用是一个极重要的条件。这也正是张闻天对党和中国革命事业最重大的贡献之一。
张闻天从１９４２年离开中央核心领导岗位以后，继续对党、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许多重大贡献。他在农村调查中，在解放战争时期领导合江省的工作（特别是抵制土改中的“左”倾错误），全国革命胜利前夜在研究中国过渡时期的经济构成和建设方针方面，以及建国后他在外交工作战线上正确分析国际形势（他很早就提出我们能争取到长时期的和平建设环境）、正确掌握外交政策方面，都有重大的建树。他像一团火，到了哪里就照亮哪里。１９５９年７月他在庐山会议上的长篇精辟发言，以及他在那时以后身处逆境时（他受到错误对待达１７年之久）所写的许多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精湛论文也同样证明，他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张闻天夫人、现在已是８５岁高龄的刘英大姐说，张闻天同志虽然受到委屈，但他仍然胸怀坦荡，奋力从事研究和写作。他总是坚信真理必胜，坚信共产主义事业必胜。
张闻天对党对中国人民最后的一个巨大贡献就是：他晚年针对当时的“左”倾错误进行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深刻研究。他的这个研究，事实上就是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的伟大历史转变，即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拨乱反正，全面改革的准备。作为张闻天的学生和后辈，我们纪念他的最好方法，就是继承他的遗志，在党的领导下，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