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漫忆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往事漫忆
曾三口述何林中整理
我是１９２５年３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至今已有６０多年了。回首往事，深感时间过得太快，工作做得太少。
起步长郡中学
１９２２年我小学毕业以后，考入长沙城里的长郡中学。我漫长的革命生涯，就是从这里起步的。
在我们之前入学的校友，如：郭亮、任弼时、李富春、李立三、欧阳钦、陈赓、肖劲光等同志，已经在长郡中学播下了革命的种子。我在学校学习期间，受具有爱国进步思想的老师的影响，结识了一些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他们让我阅读进步书刊，如《响导》、《中国青年》、《学生杂志》等，鼓励我积极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地方军阀的学生运动，使我的思想很快成熟起来。１９２４年１１月，共产主义青年团在我校建立支部时，我便加入了共青团；１９２５年３月，中国共产党在我校建立支部时，我又加入了共产党。
我和同年级同学宋希濂曾在一起创办了一个《雷声》墙报，张贴在学校公告栏旁边。有几个思想活跃的同学热心给我们投稿，抨击时弊，宣传爱国。不久，宋希濂去了广州，我便把《雷声》改名为《新雷声》，广泛吸收进步同学入社，使之成为拥有七八十名成员的革命群众组织。
１９２５年下半年，我领头闹学潮、组织成立学生会，因此触怒了反动当局，学校宣布开除我的学籍，并滥加罪名，将我和另外两个同学抓起来，关押了一个多月。我校和长沙市各校以大罢课、大请愿声援我们，并发展成全省的学潮。迫于形势和舆论的压力，反动当局不得不释放我们。当我们被同学们簇拥着回到学校时，受到全校进步师生的热烈欢迎。
冒死寻找组织
１９２７年５月马日事变以后，国民党唐生智部３５师师长何健下令通缉我，罪名是共产党“暴徒”，我亲眼看见我的名字登在报纸上被通缉的百余人的名单中。因我是学生中的活跃分子，事变后党组织要我从长沙回到益阳乡下家里暂避。我５月下旬回到乡下，在家里躲到１２月，还不见党组织派人来同我联系，心里很着急，便冒着被抓被杀的危险，出外寻找地下党组织。
我扮成一个做纸生意的商人到了汉口，找到地下党联络点周竹安的住处，他在门口挂个牌子给人刻图章。不料他已被人告密被捕，当局还派人守在他的住处，等着抓前来同他接头的人。我一去就不容分说地被抓到警备司令部关押起来。审问时，我一口咬定自己是做纸生意的商人，并不认识姓周的，是来找他刻图章的。他们摸不清我的底细，以为我真是个商人，就让我找保人。我当即写信给和我大哥一起做纸生意的一个同乡，请他快来汉口保我出去。经他出面担保，我不久便出狱到了湖北新堤（即今洪湖县）。
我在新堤住了两年，这期间，一边代我大哥做纸生意，一边设法同地下党组织接头，我同李维汉、夏曦等同志都有过联系。但是，他们未能安排我出去工作。
我着急出来工作，于１９３０年初又到汉口去找党组织。这次，我找到了高文华同志（即廖剑凡），终于接上了党的关系。从此以后，我再没有离开过党。（但在３０多年后的“文革”劫难中，我被迫停过党的组织生活长达１３年！）当年，流落在武汉的共产党人很多，在敌人制造的白色恐怖下，要想找到党组织接上关系是很不容易的，我算是幸运的一个。高文华将我的情况报告了周恩来同志。
潜入十里洋场
周恩来同志派曾希圣同我谈工作，要我马上去上海找伍云甫，和他一起跟张沈川学习无线电技术。
１９３０年春我离开汉口去上海之前，曾希圣同志给了我１５块银元做路费，当年我们党的经费非常困难，这点钱还不够付我在汉口住两个多月的旅馆费，我只好去求两位湖南同乡各借了五块钱，又把一床夏布蚊帐拿出去当了不足三块钱，结清住旅馆的帐，还剩下七块钱零３０个铜板。
我一手提着箱子一手拎着竹网篮来到江汉关码头，一个船工迎上来问我：“先生！你是去上海吗？”我回答：“是去上海。”他说：“你给我十块钱，我替你买船票。”我说：“我只有七块钱。”他说：“你把七块钱给我，我保你到上海。”我跟着他上了船，他把我藏进底舱里。这在当时叫作“看黄鱼”。如果坐上日本人的船，“黄鱼”被查出来，就会被扔进长江里去。
１９３０年５月初，我第一次到了上海，用手里仅有的３０个铜板雇了一辆黄包车，车夫把我拉到一家旅馆门口，我身无半文地硬着头皮走进了旅馆大门。老板要我一天交三块钱食宿费，还说要每天结一次帐。我只好打开箱子找出一件夹长袍，拿到附近当铺去当了三块钱，只住了一夜就赶快搬出来，换到比较便宜的西藏路一品香旅馆。住下后，我按地下党组织给我的地址寄出一封信。第二天晚上，主管无线电工作的李强同志来旅馆找我，他说一两天内会有人来接我。我对他说，我一个钱都没有了，他给我留下五块钱就走了。次日，他派王子纲同志来接我，把我送到西摩路伍云甫同志的住处。
我同伍云甫挤住在一个小亭子间里，由张沈川来这里教我们学习无线电技术。开始，我们只有一个手键、一个蜂音机、两支铅笔和几本拍纸簿。后来，我和老伍自己动手装了一台矿石收音机，才能练习收听电报信号，学习抄记电报码子。
建立地下电台
我们党的无线电事业创建于１９２９年下半年。１９２８年７、８月间，党中央领导人在莫斯科开完中共六大回来，决定建立党的无线电台。当时担任中央军委书记的周恩来同志找了李强，要他自己设法学会制造无线电台，尽快通报。李强接此任务后，马上着手购买英文有关书籍，进行系统研读。当时在书店里尚未见过中文的无线电书籍，发报机零件也很难买到，上海只有大华仪器公司的一个工厂独家生产无线电发报机器材。在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李强同志花了将近一年功夫，终于在１９２９年下半年搞出了第一部无线电收发报机。随后，党中央又派李强去香港装机器、建电台。在这以前，张沈川由李克农介绍到上海某区邮电局开办的无线电训练班学习，成为我党培养的第一名掌握无线电报技术的地下党员。
１９３０年初李强同志在香港建起电台，并同上海地下党接通了电报。上海方面第一次上机的是张沈川同志，伍云甫同志也与香港通过报。我到上海学会无线电报务技术后，就主要由我同香港通报了。
１９３０年１０月的一天夜里，我收到一份发自香港的英文电报，以为仍是我们的同志拍来的，就问对方：你为什么拍电报用明码而不用密码？对方没有答复就关了机。第二天，我把电文拿给李强同志看，他的英文好，一看就明白香港那边出事了，对方拍来的电文是：“你的朋友很好，在监狱里。”原来，这份电报是香港当局用破获的我们的电报机拍发的！
１９３０年我们还先后同中共南方局、长江局、北方局通报了，每当接通一个局时，我们都非常高兴。但这时上海还不能同江西中央苏区通报。
１９３０年下半年，党中央决定开办一个无线电训练班，选派了２０几个人，在法国租界巨籁达路四成里一栋三层小楼门口，挂出个《福利电器公司》的牌子，还搞了一个小工厂，这就是我党我军创办的最早的一个地下无线电技术训练班。在此之前，我们都是分散学习的。由张沈川同志到各人住处去进行个别教练。伍云甫、王子纲和我都被派去参加训练班的工作。但我们三人不住在训练班里。训练班只办了一两个月，就在１９３０年１２月被敌人破坏，我们的教员张沈川等２０多位同志都被捕入狱了。直到抗战以后，经我党同国民党当局进行交涉，他们才被陆续释放出来。
我们在上海从事无线电秘密工作，党组织给我们规定了严格的纪律，不准我们去公共场所露面。我们与外界既无交往，又无通信联系。为了避免引起房东的疑心，我们变着笔迹自己写信寄给自己。
１９３０年下半年，遵照地下党的指示和安排，我在永安百货公司后面一座二层小楼上租了一间房子，与中共地下党员何成英同志（何林中的母亲）在这里建立了一个家庭。我们仍和伍云甫同志一起，继续从事党的地下无线电台工作。
奔赴苏区老家
不久，党中央决定调我和伍云甫、涂作潮三人去江西中央苏区从事无线电工作。１９３１年春节期间，我和伍云甫、涂作潮分头离开上海前往香港。我化装成一个公司的推销员，穿起新买的长衫，戴着礼帽，登上开往香港的法国邮轮。
船到香港，我被接到党的地下交通站住下，哪里也不敢去。几天后我坐船到汕头，经潮州、大埔，再乘火轮转闽西苏区。在进入闽西途中，未等火轮停靠码头之前，只见一小木伐向江心划来，这时船速减慢，我和老伍、小涂在船上地下党同志的暗示下，迅速带着行李跳上木伐靠了岸。
待天黑下来以后，我们三人跟着向导上了山。来到白区和红区交界地带，只听对面有人问口令，领路的交通员对答如流，我们便被带到了交通站。这里的人们亲切地称呼我们“同志”，还给我们准备了夜餐。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白色恐怖下工作、生活的我们，这时就像回到家里一样，心里感到特别温暖，终于可以长长地松一口气了！
第二天，交通站派人把我们送到瑞金红军的一个团部，再从瑞金转到宁都清塘红军总司令部。在这里，我们见到了毛泽东、朱德等领导同志。
创业红都瑞金
在红军总司令部，接待人员告诉我们，在１９３０年１２月底获胜的第一次反“围剿”斗争中，红军缴获了一些无线电设备，后来又以俘虏的蒋军前敌总指挥张辉瓒部的无线电人员为主，编成一个无线电训练队，由王诤任队长，冯文彬任政委。我们三个从上海来的同志，也被安排在无线电队，分别担任教员、报务员和机务员。
王诤同志将敌军的密码报告了红军总司令部，还及时破译了敌人的一套密码。后由曾希圣同志对密码进行了专门研究，编成了一套新密码，同时也可破译敌人的密码。
１９３１年５月底，第二次反“围剿”斗争取得胜利后，我担任了红军无线电队队长，这时，红军又俘虏了一些无线电人员，还缴获了一台功率较大、性能较好的机器。有了这台机器，中央苏区才具备了同在上海的党中央通报的物质条件。在我们进入苏区以前，中央苏区没有条件同上海通报。
１９３０年底我们离开上海时，把我们当时使用的密码、呼号和联络办法，主要由我负责牢记在脑子里，伍云甫同志也帮助我记。留在上海的同志一旦接收到我们发出的这些熟悉的呼号和密码，很快就会明白是从苏区“老家”发出的电波。到１９３１年８、９月第三次反“围剿”斗争期间，我们就设法同上海取得了电讯联系。中央红军首次同上海党中央通报，是由我担任报务员。当我第一次同上海地下党电台接通电报时，双方报务员都极为兴奋！
在红军三次反“围剿”胜利的影响下，奉命开来进攻红军的国民党第２６路军１．７万余人，在赵博生、董振堂等率领下，于１９３１年１２月１４日在江西宁都起义。次日，周恩来同志自上海辗转到达瑞金，听说宁都起义成功的消息，他非常高兴，以致忘记了长途跋涉的疲劳。
在宁都起义的人员中，有不少人是共产党员，有的还是敌军中的高级指挥员。有的是从事无线电工作的，这些人被安排在无线电队工作，后来成为红军无线电事业的骨干力量。
原国民党２６路军无线电工程师刘光甫起义后来到无线电队。这时我们奉命在瑞金杨溪开办了军委无线电学校，由刘光甫担任校长，杨兰史任第一政委，我任第二政委兼无线电队政委。学校后来迁往瑞金坪山岗，改名为红军通讯学校。
第三次反“围剿”斗争胜利后，红军的无线电事业已有很大发展，除队伍的壮大外，还缴获了许多无线电台。这时，伍云甫同志担任了前方无线电队政委，王诤同志仍任总队长，冯文彬同志调任了其他工作。
当年红军的无线电事业，是在总司令部领导、参谋处具体组织下，汇聚了以下几股力量逐渐创建起来的，即：以共产党员为核心，团结一批起义人员，争取一批被俘人员，加上我们培养训练的一批青年学生。
我们培养的这批学生，都是从红军中挑选出来的十六七岁的优秀青年。后来他们都成了我们党和红军无线电事业的骨干。其中，李白烈士就是我们从红军娃娃中选入无线电训练队的第二期学员。以后他被派往上海从事党的地下电台工作，１９４９年解放前夕，他不幸被捕，英勇牺牲。影片《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的李侠，就是李白烈士的化身。
后来，由于党中央主要领导人执行的错误路线，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惨重失败，红军被迫退却，进行战略转移。
我们奉命将无线电学校一分为二，一部分跟队伍出发，一部分留在瑞金（留下的同志以后都被敌人杀害了）。我当时正患病住院，在无线电总队开列的随军转移名单中，没有写上我的名字。伍云甫同志发现后，特去请示周恩来同志，提出“应该把曾三带走”，得到周恩来同志的批准，他立即亲自赶到医院驻地接我回来。我匆忙随队出发，踏上艰险的长征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