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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寒枫 陈筱越 1991-06-29 23:00

难忘的记忆——黄文欢伯伯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

  难忘的记忆
——黄文欢伯伯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陈寒枫 陈筱越
5月25日上午,在八宝山革命烈士纪念堂的大厅里,黄文欢伯伯安详地躺在鲜花绿叶丛中。我们一家人作为黄伯伯生前的亲朋好友,来到他的身边,向他作最后的告别。看着那熟悉的面容,依然那样慈祥可亲,泪水不禁模糊了我们的双眼。深深地三鞠躬把我们带进10年来我们一家人同黄伯伯建立深厚友谊的回忆之中。
我们一家人同越南有血缘关系。我们的父亲是中国人民解放军1955年授衔时被授予将军军衔的唯一的一位外国人。他是越南人,原名武元博,越南河内市人,参加中国革命后改名洪水。他是黄埔军校第四期的学生,参加著名的广州起义,是随红一方面军自始至终走完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全过程的4位外国人之一。
1979年,黄伯伯到中国来治病,进行了肺癌切除手术。1983年夏秋之交,我们全家第一次来到黄伯伯下榻的宾馆,看望他。黄伯伯红光满面,情绪饱满,完全不像一个动过大手术的年近八旬的老人。看来正是他的乐观顽强、充满信心的生活态度,才使他战胜病魔。黄伯伯沉稳地侃侃而谈,把回忆拉回到轰轰烈烈的中国大革命时期。那是1925年,胡志明同志在广州举办越南革命青年训练班,训练到中国寻求革命真理的越南革命青年。训练班设在广州兴仁街,与毛泽东同志创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相距不远。训练班门口挂着一个木匾,上面写着“特别政治训练班”。我们的父亲和黄伯伯一起参加了1926年开学的一期训练班学习。这一期越南革命青年训练班约有20多名学员。胡志明同志既是组织者,又是主讲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刘少奇、彭湃、陈延年等同志都给训练班讲过课。在训练班学习期间,我们的父亲参加了越南革命青年同志会(越南共产党前身)。黄伯伯也是在那时参加了越南革命青年同志会。我们的父亲和黄伯伯就是这样一起成为越南早期共产党人的。
这一期训练班结束后,绝大部分学员都回到越南参加国内的革命斗争。黄伯伯则被派到泰国,在越侨中间做革命工作。我们的父亲按胡志明同志的安排,留在广州,经蔡畅同志介绍,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
1927年12月,我们的父亲参加了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经越南革命青年同志会安排,也来到泰国,同黄伯伯一样,在越侨中间做革命工作。1928年,我们的父亲回中国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之后加入工农红军,转战到瑞金中央苏区,并随军开始长征。
1945年,随着世界人民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取得一个又一个关键的胜利,越南的人民革命运动也进入高潮,推翻殖民主义、封建王朝统治,建立人民共和国的时机已经成熟。越南共产党准备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武装起义,夺取政权。这时,经越南共产党中央同中国共产党中央协商,决定把在中国党和军队中工作的一些越南同志调回越南。于是,我们的父亲于1945年8月初踏上返程。越南国内爆发了八月革命,并于9月2日正式宣告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但不久,法国殖民者又卷土重来,对越南民主共和国发动侵略战争。
我们的父亲被派往越南人民军队第四战区任司令员兼政委。这时,黄伯伯是第四战区的区党委书记。战友重逢,喜出望外,并肩战斗。
我们第一次与黄伯伯会面以后,逢年过节,只要有机会,只要黄伯伯的身体状况允许,我们一家人就常去看望他。
黄伯伯胸怀浩大,知识渊博。他和我们在一起说话,谈形势,拉家常,回忆过去,展望未来,头脑那样清晰,思路那样敏捷,使我们每个人都十分惊叹。他说话言简意赅,寓意深刻,每次都使我们受益匪浅,也是对我们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他告诫我们要忠于人民和党的事业,继承老一辈革命家的遗志,把他们开创的事业一代一代进行下去。
我们从黄伯伯的言谈话语之中看出,他是一位十分重感情的老人。他告诉我们,我们的父亲1950年第三次来到中国,他正任越南驻华大使。两人见面的机会比较多。父亲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工作时,他们的来往很多。1956年,父亲患病。8月,经两党协商,我们的父亲返回越南。临行前,叶剑英元帅和一大批将军们,还有黄伯伯,都到北京火车站去送行。我们的父亲已经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想起几十年出生入死、风雨同舟,想起几十年结下的战斗友谊,一旦分别,这些在敌人面前坚强不屈的铮铮铁汉,都落下了热泪。
在交谈中,我们爱听黄伯伯讲自己的革命生涯、战斗历程。但他是那样含蓄深沉、朴实无华,毫不炫耀自己。
黄伯伯特别喜爱孩子。每次我们一家人去看望他,两个孙子辈的孩子成了黄伯伯关心、照顾的重点对象。黄爷爷拉他们坐在自己的身边,爱抚着他们,问他们学习怎样,身体怎样,是不是又长高了、长胖了,临走时,他亲自抓两把糖果往孩子们的口袋里装。春节前,他每次都特意请炊事员做越南风味的大粽子,让我们全家过一个带越南风味的春节。
一次黄伯伯邀请我们去他住地,我们十分兴奋,也作着各种猜测。一走进他的会客室兼书房,我们深感诧异,同时一股崇敬的心意油然而生。会客室兼书房十分简朴,一张大办公桌,两个普通沙发和茶几、几把椅子,四壁尽是书柜,排满各种书籍。没有什么奢侈品、装饰物,朴素大方。黄伯伯说,我不让中国同志为我房间装饰,我喜欢简朴的工作与生活环境。
黄伯伯的日常生活也十分简朴。有一次,他请我们在住地一起进餐。我们看到,黄伯伯的饭菜十分简单,一小碗米饭和几个小盘子盛着几样素菜。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平时,黄伯伯就和工作人员在这个饭厅里围坐在这张大桌子周围用餐。因为我们是客人,临时增加了两个肉菜。我们边吃边谈,一派家人团聚的气氛。这是我们终生难忘的一顿晚餐。
黄伯伯十分热爱祖国,怀念祖国,对祖国的关注并不因在中国而有丝毫的减弱。他对祖国的情况和变化,对东南亚乃至世界的形势了如指掌。每当谈起自己的祖国,他都抑制不住内心的冲动,两眼熠熠生辉。只有同他有过接触、谈过话的人,才能深刻理解他对祖国的那种无限的思念之情。所以,他在弥留之际留下遗嘱,希望把他的部分骨灰“撒在红河源头,让我得以顺流返回亲爱的祖国越南”。这真是一个伟大爱国者充满深情、掷地有声的热爱祖国的肺腑之言。读了他的遗嘱,我们不禁潸然泪下。
黄伯伯与我们谈得最多最深的还是越中两国人民的友谊。他说,越中两国人民的友谊是在长期的共同战斗中用鲜血凝成的,是任何力量都破坏不了的。尽管两国关系在一个时期笼罩着一片乌云,但乌云总会散去,太阳总会出来。他说话的语气是那样坚定,神情是那样凝重,使我们不能不受到强烈的感染和震撼。他在他的有生之年,仍在为加强越中两国人民的友谊做着力所能及的工作,为他终生奋斗的理想,做着最后的冲刺。
黄伯伯离去了。但他的谆谆教诲,深深铭刻在我们的心头。我们将继承黄伯伯的遗志,坚持不懈,为加强中越两国人民的友谊,做出自己应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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