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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方 1953-01-30 00:00

山西省运用人民代表会议开展反官僚主义的斗争

第3版()
专栏:

山西省运用人民代表会议开展反官僚主义的斗争
周方
编者按:山西省运用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人民代表会议展开反官僚主义斗争的作法是好的。虽然我们的国家将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再以人民代表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但山西省这种发动人民代表揭发官僚主义作风的群众路线的作法,仍然有其参考价值。
一九五二年下半年,山西省通过人民代表会议展开反官僚主义斗争,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一九五二年六、七月间,沁源、介休等十四个县、市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人民代表会议,结合着“张顺有事件”的讨论,展开了对政府工作和干部作风的批评,打击了官僚主义作风,提高了人民的主人翁觉悟。山西省人民政府抓住了这一新的创造,在八月间颁发了“关于在市县区人民代表会议中认真检查批评政府官僚主义的决定”,并总结了上述十四个县的经验,通报全省各县、市仿行。九月间开展的司法改革运动,更推动了这一工作。山西全省绝大部分地区,都通过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人民代表会议,掀起了自下而上的反官僚主义运动。
人民代表和群众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他们所揭发出来的问题,较之各机关关着门检查所揭发出来的问题要多而且严重。仅据最近期间榆次、襄垣等二十四个县统计,在会议中揭发出来的问题达四千零三十一件。内容一般有下列几方面:(一)反动阶级或反革命分子窃夺政权,为非作歹,欺压群众。但由于领导机关有官僚主义,这种不可容忍的事件就能够长期存在。如反革命分子王一贤混进长子县司法科,长期为非作歹,欺压群众,曾非法扣捕群众十九人,群众比之如杀害刘胡兰的凶手“大胡子”,而上级对这种情况竟不知道。临汾县所发生的“张三元事件”,是兵痞流氓张金生等坏分子篡夺了农会领导权,以“反攻地主”罪名将中农烈属张三元毒打致死。从事件开始到张三元被打死,时间二年多,而县领导干部一味听信张金生等坏分子的片面之辞,对群众反映的真实情况一点也听不下去。
(二)不调查不研究,采用逼供的办法处理问题。如沁县清河村吴富春失米一案,司法机关没有调查情况,听信失主一面之词,误将吴三孩扣捕,并非法拷打逼供。屯留县姜家庄闹宗派,村干部即谎称作“特务暴动”事件,公安、司法干部没作调查,误将群众九人扣捕,刑讯逼供。(三)不关心群众疾苦,采用拖延推诿的办法,应付公事。如长子县中横水村一九五二年七月遭了牛瘟,九次给区政府写信,都被搁置不理,结果死了大牛七头。介休县鳌子领村发生瘟疫,以电话报告政府,但政府没有及时派医生前往治疗,结果死亡儿童六人。
(四)不进行宣传教育工作,而采用强迫命令的办法完成任务。如五台县五区某区干部,在辛庄领导防旱抗旱,一夜把全村人畜编成了二十二个组,强迫群众集体耱地,限三天内把全村四千四百多亩地全部耱过。并且说:“谁完不成任务,大监里给你们留下空咧!”闹得喂牲口的要卖牲口,不喂牲口的要卖零工。平定县干部高梓在神子村工作时,强迫群众雨天送粪,使村干部、群众全身湿透,踩了满地“圪?”,反而妨害了生产。(五)粗枝大叶,不负责任。平定县财政科在向专署报告小麦产量时,写错数字多报了六千二百石。从起草到核稿、签发又经专署审核,根据所报产量分配了夏征任务,直至夏征完成,都没发觉这个错误,致使该县群众的负担加重。群众提出意见时,平定县财政科才查出来。(六)欺压群众和欺骗上级。如临汾杜家庄村共二百余户,经县批准管制的反革命分子只四人,而区公安员竟私自下令管制九人,村治安员又私自管制了四十八人,县的领导者们根本不知道。襄垣县张安发的丰产小麦,实际每亩只产三百八十斤,但村干部为了表功,假报为五百四十三斤。以上这些现象,都是群众最痛恨的,也是不容易单纯从机关检查或干部反省中发现的。
为了在人民代表会议上开展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山西省各县进行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工作。办法是:
(一)集中力量,创造经验,然后波浪式地扩展运动。每一专区先选择一个县,由省人民政府派人指导,并组织附近各县民政科长参加,进行典型示范。一县做好之后,再分散到各县去搞。(二)抓住典型事件发动群众。在“张顺有事件”处理后,山西各地抓紧进行了这一事件的宣传;各县又根据本县的情况,找出一、二典型案件,敲起警钟,发动大家作全面的检查。如临汾县在一九五二年八月二十九日召开的人民代表会议上,讨论了“张三元事件”及其他两个类似的事件。九月十八日,山西省人民政府和中共山西省委联合召开了处理这三个事件的会议,决定判处主犯张金生以死刑,并对其他犯罪者和犯有官僚主义错误的干部分别作了处理。(三)训练干部,加强民主教育。规定在一定时期内(一个月左右)组织县区干部学习政权建设文件,召开县、区、村扩大干部会议或分区召开区、村干部会议进行报告和讨论,同时各系统开会时,也都作了民主建政的报告。此外,不少县还专门开办了“民主建政训练班”,集中各村村长、村人民代表会议主席、和民政主任进行学习,树立干部“做人民勤务员”的思想。(四)展开宣传,发动群众。在干部的学习告一段落后,各县组织力量深入群众进行宣传。据中阳、高平等七个县的统计,宣传队伍有六万八千人之多。临汾县干部下乡,首先向群众表明态度,保证不会报复,鼓励群众揭发。该县县长并亲自到南席等村,在群众大会上作自我检讨,说明“如有敢报复的,即给予行政和法律处分”。给群众壮了胆,解除了顾虑。有的县并以区或基点村为单位,组成工作队,分工负责,进行宣传。有的县还举行了宣传周。宣传的主要内容是启发群众的主人翁思想,提出“学习张顺有,做好主人翁”的口号。各县一般都是结合生产工作进行宣传的。
会前的准备工作,对启发群众大胆检举有很大作用,各县在这一时期都搜集到一些提案。但这时干部、群众的思想问题仍然没有完全解决。一方面是某些领导干部有麻痹思想,认为:“我们这里的问题不严重”,“像张顺有那样严重的事件,我们这里没有”。另一方面,某些干部又怕丧失威信,怕群众“过火”,怕叫自己检讨。他们在工作中不够积极;品质恶劣的甚至事先布置防备。群众也还有顾虑,他们要看一下事实。解决这些顾虑,关键在人民代表会议开得怎么样。山西省各县一般采用了首长带头检讨和立即进行处理的两个办法。领导干部的检讨,是启发一般干部进行检讨和启发代表发言的钥匙,因而必须具体深刻。如潞城县县长晋之俊检讨说:“潞城县五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我只到过两个社,总共也不过五个钟头。因为对这件工作不重视,致使西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的资本主义思想发展得很严重,把合作社办得很糟,社员反对,生产没劲。”临汾专署田专员、临汾县县长和中共临汾县委副书记都虚心地向代表作了检讨,并且指出:由于过去政府工作中有官僚主义,致有的村里死了人,有的村里坏人当了权,政府还不知道。并一再表明态度,恳请代表们大胆提出批评,保证任何人都不敢报复。负责干部的诚恳检讨,对发扬民主有着决定作用,加上各县又当场处分了一部分干部和处理了一部分事件,如沁县代表揭发出前述的吴三孩冤狱后,立即弄清情况,予以释放。从事实上使代表信服了政府这一次真要解决官僚主义的问题,因而代表们的主人翁思想强烈起来,尽情地揭发各种官僚主义现象。
原来不愿发言的代表,在会议充分发扬民主之后,也都纷纷发言。五台县五区李家庄代表杨全保说:“姚清槐在我村捆骂群众,我原来以为揭发出来也不顶事,就不准备说;现在看了县长、科长、主任都检讨,坏人坏事当场就处理,我就把我知道的都说了出来。”沁源县代表李永华,更把当时的会议和过去沁源县召开的历次会议作比较说:“过去检查政府工作,浮皮潦草,只说好不说坏,只说表面的不说内心的,原因是怕说错,这次把县长的错也提出来了。”有的代表当面批评某某干部;有的代表除批评外,还提出了改进的办法,有的对干部的检讨表示不满,又叫他再作深刻检讨。临汾县二区李堡村代表桑建俊看到这次会议确实解决问题,在休会期间,骑上车子又回村收集提案。有些县还出版了刊物,组织了广播,使会议情况很快传播到农村,形成了会内会外对官僚主义的夹攻,提案不断增加,其中很多对干部作风的批评,是领导干部从来不知道的。
总之,山西省的经验,证明通过人民代表会议展开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它加强了干部的群众观念与工作责任心,提高了工作效率。会后各县的人民问事处和处理人民来信的工作,都加强了。榆次县副县长说:“过去我只看上级来文,对群众写的信只批那一科办;现在总要加注处理意见,并限期处理。”祁县水利科过去对代表的提案是“捎带办”,并认为群众还能没有个意见,抱着“你有问、我有答”的应付态度,这次会后则专门派干部对代表的提案作了具体解决,并检查了以往提案的处理情况。人民对政府工作的关心,也有了显著的提高,各县的群众来信和来访者,日益增多。如左权县在最近三个月内即收到来信七百五十三件,每月平均二百五十一件,约为过去十七个月平均数的五倍。
但山西省的这一工作,仍然是有缺点的,有些县做得并不好,如宁武县领导方面对这一工作的重要性不了解,重视不够,干部的民主建政的学习陷于自流,会前没有广泛宣传和好好搜集提案;当场处理了违法失职的干部后,又未抓紧启发代表进一步揭发,对提案的解答也极草率,甚至代表的意见才说了一半,主席就宣布散会。此外,各县对于区村干部所作的批判、揭发工作,还很不够,许多村干部还害怕民主,表现不积极。如沁源县右寨村村干部在民主运动中就不积极领导,害怕群众起来后,要求严格,难以反省交代。这就说明这一工作不是一次可以做好的。山西省准备把它变成一个经常的工作;在今后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中,把检查政府工作和干部作风,反对官僚主义,当作一个固定的内容,以便使政权能够经常受到人民的监督,实现“国家政权属于人民”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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