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敬重的人

第8版(副刊)
专栏：

可敬重的人
于是之
我第一次见到刁光覃同志大约是在1950年或1951年，那时两个话剧团还没有合并，是中央戏剧学院话剧团刚演过西蒙诺夫的《俄罗斯问题》的时候。一天，我们的话剧团也都到中央戏剧学院礼堂听张庚同志的报告。我坐的地方离老刁只隔一两个同志。当有人小声告诉我旁边那人就是在《俄罗斯问题》里演记者的，我简直不能相信；台上是个美国记者，台下居然是个老农。但我心里十分钦佩他，感到这样的演员是要尊重的。
后来就都在“北京人艺”一个剧院工作了。我不只一次向他说起我对他起初的印象，他只笑笑，我也不多说什么。一块儿呆熟了，关系密切了，反而说不出赞扬的话，其实我是敬重他的。他长我12岁，心里对他常有对兄长的感情。
我敬重他的历史。
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不在北平当“顺民”，毅然抛家南下抗日，左翼剧人成为他的启蒙师长，既是艺术的更是革命的。1938年，他揣着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介绍信踏上赴延安的旅程。日寇骑兵于河南截断了铁路，他只好重回武汉，参加了党领导下的抗敌演剧队。这，成了他真正的演剧生涯的开端。此后一直生活、学习、战斗在这个革命队伍里，从一个中学生锻炼成为一个杰出的革命的文艺家。
我敬重他的品德。主要是实事求是。
他曾担任“北京人艺”副院长、党委副书记。有原则、善断，不搞花花哨哨的事。“文革”期间，受到无中生有的审查、残酷的斗争，他能够实事求是地顶住，忍住皮肉的剧痛，坚持了真理。
他还无私，不患得失，群众角色、小角色都演过。《茶馆》的茶客、《名优之死》的何先生，全认真投入。舒绣文同志也如是。他们给剧院做了好榜样，带出好风气。
我敬重他的艺术。
长期革命文艺的实践，使他非常重视思想性，演角色这样，导演戏也这样。同时，他又非常注意技巧的锻炼，自己在创造中如此，要求演员也如此。他在《〈日出〉导演构思断想》的结尾写了5行字，这5行字是要求《日出》演员的，但也是他长期以来用以律己并获得了成功的。5行字是：
“舞台艺术要使观众看得清、听得明、着了迷、受了益。
一线贯串，重点突出。心理复杂，表现单纯。
剧本不可丢，创造无止休，剧本为依据，创造可自由。
从内从外各随便，内外结合是必然。
以情带声，以声传情。千变万化，意在其中。”
我更敬重他在艺术上的创新精神。
他在参加纪念西南剧展40周年座谈会期间，就话剧艺术如何创新的问题，和几位同志交换了意见，回到北京，他“追记成文”。他的这篇文章，具有一种老艺术家的高瞻远瞩的精神，和对从事一生的戏剧事业负责任的精神。
他认为话剧的“改革创新是历史的必然”。他说：“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突飞猛进的伟大时代，新人新事层出不穷，社会主义文艺反映的生活内容也愈来愈丰富。作为艺术品种之一的话剧，其观众也在变化之中，他们的审美要求随着时代的前进不断提高，因此，时代要求我们必须改革。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唯有立志改革，锐意创新才有出路；因循守旧，不思进取，这就意味着倒退乃至自我消亡。”文章在分析了一些情况以后，更进一步的敦促我们：“面对着急剧发展的时代，不论从哪一个角度讲，我们只有改革创新的义务和责任，而无半点抱残守缺的理由。”
老刁晚年专心于导演工作，在他的作品中实践了他的愿望。一次，我到家里看他，他语言已经不清了，但是他不停的说。听得出，他说的大都是剧院的事、排戏的事。说着说着，从他的口里说出一句京剧的道白来：萧恩那句“打——不动了——”这时，他脸上带着笑容，毫无悲怆之感，还有逗趣的意味。他是乐观的。他是无憾的也是无愧的。
他去世的前两天，我去医院看他。他完全说不出话了。看护他的人说他曾大声叫过我的名字，我于是便伏身叫他，他眼睛还睁着，是否还能认人，就判断不清了。突然他抬起他的臂，好像要做什么，我即抓住他的手。他紧紧地攥着我，没有声音，是有意识的告别，还是已经完全丧失了意识，我也判断不出。谁知这次握手就成为我们的诀别。
很奇怪，我见到了他的垂危，也与他的遗体告别过了，但我总觉得老刁没有死。总觉得他在家里或者在剧院里，想找就可以找到他。剧院怎么能离开他？演员、观众怎么能离开他？老刁，这位可敬重的人是会活得很久很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