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时代对杂文的期望

第8版(书评)
专栏：

　　变革时代对杂文的期望
雷达
读李下的杂文集《瓜田小品》，使我感到惊喜，又生发对杂文的一些感想。
杂文确是一种了不起的文体，它是熔论说、形象、哲理、经验、智慧、思辨、情采、典故于一炉，铸造而成的一柄理性的短剑。杂文比任何文体都更加易学难工，好像谁都可以发一发议论，写点类似杂文的东西，犹如练大楷者之于书法，然而，高下之别，判若云泥，真正精妙的杂文，必然散发着一种思想的魅力，智慧的魅力，辞采的魅力，有种神奇的理趣存焉。
现在人们对杂文的文化品位、知识和情趣、技巧和修辞谈论较多，对杂文的生存条件，特别是现时生存的根本，似乎思考得不够，久而久之，我担心它会驯化得锋芒尽消，雅致到变成供人摩挲的小摆设，以至归顺到明人小品那里去。那就真不知道是杂文的进化，还是退化了。另一方面，我在看过一些思想和材料都不甚新鲜的杂文以后，常常在想，杂文的存在是为了传播信息吗？那不如去看新闻；为了领教大道理吗？那不如去读报告和论文；为了欣赏灼灼文采吗？那不如去读诗或者别的；为了饭后开心一笑吗？那不如去欣赏相声、小品和笑林广记之类……经过这么一番推衍，我忽然觉得，杂文时时都有个“寻找自我”的问题，在今天这问题就尤为迫切。
我认为，我们之所以需要杂文，就诚如鲁迅先生所言，它是攻守的手足，感应的神经，因为它“论时事不留情面，砭痼疾常取类型”，一句话，就因为它大胆、犀利、泼辣，“寸铁伤人”般地揭示社会上形形色色的问题，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干预性和战斗性（战斗性一词曾被狭用、泛用、恶用，但此词本义甚好，有强调之必要）。这种“揭示”，当然是充分杂文化的，言人之所未言，发人之所未发，或象征，或借喻，或幽默，或讽刺，或说古道今，或引古证今，或皮里阳秋，或釜底抽薪，或剥笋，或归谬，或正话反说，或声东击西，或比兴，或赋陈，总而言之，它有种别的文体无法代替的刺激力，惊觉力，一语中的之力。这才叫杂文。不错，时代不同了，社会关系已大变，对象也几易其主，原先的方法也必然需要修正，包括语言。可是，无论怎么变，它的现实性、干预性、战斗性是不能变的，就是说，内容、对象、问题、观念、甚至语体都可以变，应该变，但它与社会现实、与人民群众的密切关系不能变，它的基本功能不能变。我认为在这体制转换、价值多样、文化交错的时代，正是杂文发展自身、施展本领的肥田沃土。这样的时候，正是判断你有无独特见解和眼光的时机。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现在给了你自由，就看你有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自由的头脑。
我就是带着这样的想法和苛求，带着挑剔的眼光，来看李下的这些杂文的。整体看来，李下的杂文有这样一些特点：首先是，他密切关注现实，视野广泛，目光锐敏，善于在别人忽略过去的地方发现问题，找出矛盾，因而给人新鲜感，甚至新奇感。例如，在《说奖道罚》里，他的见识就很不一般。
他的另一特点是，具有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胆识，有种打破沙锅璺到底的执拗，有时近乎钻牛角尖，这就常能越过浅表层面，抓住要害，辛辣狙击。他在《形式主义“好处”种种》一文里，狠挖形式主义者的心理隐秘。他认为形式主义屡禁不绝乃是因为它有种种“好处”，使人割舍不掉。每一个搞形式主义的人未必是清醒地意识到这些好处才行动的，但他的直觉和潜意识肯定受这些条款的操纵，经李下一一挑明，遂无处藏匿矣。
李下的杂文还有一个特点，是善于逆向思维，角度比较“刁钻”。比如，有人不吝资本搞村办大学，盲目地反对“借脑袋”，他就写了《现在还想万事不求人么？》；效益差的企业被效益好的企业兼并，但被兼并者表现轻松，争先恐后接洽改编事宜，这一现象被李下发现，他就写了《乐呵呵地被人兼并就万事大吉了吗？》一文。
李下的杂文很有些新锐的锋芒，努力做到言必己出；在写法上，他怎么顺手怎么来，敢于以我为主，放手去写。但是，他太放纵自己有什么说什么，却很少注意怎么说的问题。若从杂文艺术的角度要求，不少篇什显得粗糙，缺乏对社会典型的形象概括力。他的写法还比较单一；他的句式变化也不很多，鲜见活泼有味的短句；至于题材范围的进一步扩大，人文精神的深邃，更有待循序渐进。
（《瓜田小品》，李下著，由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