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著而热烈的艺术心

第8版(书评)
专栏：

　　执著而热烈的艺术心
钱竞
如今的文化圈内，谈论得更多的或许是“文人自救”的话题。可是偏偏有这么一位飘然而至的陈奕纯，以鲁迅所谓“纠缠如毒蛇，执著如怨鬼”的精神，写成了这部二十六万字的研究文集《中国艺术的诗心》。
最近几年自己静下心来看书的机会本来就不很多，动脑子思索中国古典美学的时间更少。对于近几年能够堂而皇之印出来的书，则对不住，是存心故意地忽视了。潜意识里总有些阿Ｑ式的愤愤然：这年头，有几个书商甘心当冤大头，赔本赚吆喝地去出什么文学理论著作？心灵的不平衡自然会导致偏激。读了《中国艺术的诗心》，才发觉自己又偏激了一回。原来，这竟然是一部非常严肃而又有很强可读性的学术著作！
也许我们中国人自“五四”以来形成的“以西方为师”的新传统过于深厚，长久沿袭西方种种学科理论，其结果并不只是我们现而今使用的语言早已欧化，而且西方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也可以说是渗透在血液里，融化在灵魂中了。于是，我们便千百遍地重复西方哲人的名言警句，于是“劳动创造了艺术”，“文艺是革命斗争的武器”这样的论断便充斥在我们的教科书里。这样，艺术便成了人征服自然，超越自然的一种象征。我们绝不会愚昧地否认这也是探求艺术本质的一条思路，然而更要紧的是，除此之外，世间是不是还存在着别的思路？陈奕纯恰恰是聪明地抓住了东西方哲学在思路上的差异，判定中国哲学的基本思路并非“天人分立”而是“天人合一”，由此而引据孔子、孟子、老子、陆九渊、王阳明的思想，认定“中国哲学的根本目的即是成就艺术化的人生”，而这艺术化的人生或为人生的艺术，本身即是“天地之心”；而这种为天地立心的创造性活动，也就是艺术的本质。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引经据典之际，并不是死板地译解，而往往做出创造性的阐释。
在这本论文集中，我最为欣赏的，是《宋代诗人的学者化倾向及其对宋诗的影响》这一篇。唐诗宋诗之优劣短长，争论已持续近千年，而作者却把自己探索的触角伸向了一个难度很高的课题——宋诗的特征缘何而起。人们常常说到唐诗为诗人之诗，而宋诗为学者之诗，陈奕纯恰恰从这一特点的成因追寻不舍，做出了令人心折的分析论证：其一，是“自上而下，以读书博，记闻多为尚的社会风气”；其二，“科举取士内容的变化”；其三，“印刷业的发达与藏书业的兴盛”；其四，“馆阁制度的创设”。
这部论文集，在结构上也是用心良苦。从“代序”开始，一口气四篇，全是中国古典美学中至上至大之论题。作者在这里打的是一场又一场苦而又苦的攻坚战。即以“神韵论”为例，先是不厌其烦地爬梳这一范畴的源流；继而条分缕析地清理神韵美论的概念内涵与结构层次，对“气骨”、“风神”、“远致”、“清逸”环环相扣地界定厘清；再进一步变换角度从审美心理学探求这种特定的美感效应；而最终落脚到士大夫阶级的理想与情趣，为神韵说所依附的社会集团勾勒出独特的文化心理风貌。在这里，作者的勤奋与坚忍当然会得到报偿的，然而恕我直言，如果完全沿袭西方的治学方式，试图用明晰清澈的逻辑语言去解析中国古代诗论所特有的诗意语言，无异于陷入了一所“语言的牢笼”。“结构”、“层次”、“系统”的观念，就像是用来套住纵横驰骋野马的笼头。且不说套上套不上，就算是套住了，中国诗论的那些虽然玄妙而又活泼泼的议论立刻现出僵硬固化的迹象。这是一种语言的悖论。庄子早就说过，信言不美，美言不信。于是他的哲理，大抵是由神话、寓言、故事、象征、譬喻来传达。要的就是“得意而忘言”，忘不掉，就粘上了一层滞碍。
（《中国艺术的诗心》，陈奕纯著，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