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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绍基 1993-09-30 00:00

研究中国古典小说,加强国际交流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研究中国古典小说,加强国际交流
邓绍基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中国古代小说的产生和发展的时间很长,如果从一般认为的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算起,已有一千七百多年的历史。
正如大家所知道的,中国古代小说在它的发展历史中,经历了由“文言”到“白话”,由短篇到长篇的过程,也经历了几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唐代,就是中国古代小说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唐人传奇的勃兴,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起着里程碑的作用。唐代“市人小说”和“俗讲”的出现,实际上开了宋以来白话小说繁荣的先河。除了以上这两点以外,我想在这里着重指出,唐代又是中国古代小说走出国门,向海外传播的时期,《游仙窟》和《冥报记》等作品流传到日本,就是最明显的例子。
在国与国的文学交流中,除了在文学创作上相互发生影响外,也会形成文学研究上的一种国际现象。在我看来,唐代即是中国古代小说向海外传播的起始时期,也是中国古代小说研究成为一种国际现象的起始时期。自那时以来,中国古代小说不断地经由各种途径,传向国外,包括东方国家和西方国家,还引出历史佳话,公元八世纪,著名的日本《万叶集》编辑者大伴家持十分欣赏《游仙窟》;公元十八世纪,著名的德国文学家歌德十分赞赏《好逑传》,就是有力的例证。
收藏和研究中国古代小说成为一种国际现象,是中国小说的幸事,也是中国小说研究者的幸事。“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海内外同行们之间沟通声气,交换资料,研讨方法,彼此必定会获得益处。 在中国,对古代小说的研究也是源远流长,从总体上说,中国古代小说的理论批评也是随着小说本身发展而发展,并且表现出自身的风格和特点的。但由于受一种特殊的历史文化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对古代小说特别是对宋以来的白话小说的研究,真正形成科学规模,并取得与诗歌、散文即通常说的“雅文学”研究的同等地位,是在这个世纪初,主要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正是在这个形成科学规模的时期,一些有代表性的中国学者,几乎都十分注意借鉴和吸收国外同行的研究成果。我们从中国小说史的创始之作——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中,从中国通俗小说目录学的开山之作——孙楷第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中,都可发现这种特点。这也是中国小说研究的优良传统之一。
研究中国古代小说早已成为一种国际现象,早已成为国际汉学界的一门重要学问,并且越来越趋向兴旺发达。特别是这个世纪四十年代中期以来,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国际汉学界对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无论是资料的发现,作家作品的考订,还是重要总集、选集的汇辑,还是小说史和理论开掘方面,都有新气象、新收获,研究家的队伍也呈现出很多新面貌和新特点。
我们在北京举行’93中国古代小说国际研讨会,荟萃海内外小说研究家于一堂,也正是顺应着国际汉学界对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的繁荣兴盛这样一种客观形势,提供讲坛、提供机会,让海内外同行在一起交流研究的信息和成果。反过来又会在国际范围内推进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扩大中国古代小说的国际影响,吸引更多的研究者,使我们的这个研究领域更加繁荣昌盛。
对于这样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或者类似这样的会议,我还有一种认识。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形势的深入发展,我国的历史和文化越来越为外国人士所知,影响也就益发增大。在中国举行这样那样的关于中国历史、文化的国际研讨会,也正是这种影响增大的一种表现。而这种现象反过来又促使我们更加热爱和尊重我们的历史、文化传统,也进一步加深我们研究历史、文化传统的责任感。而且还可以这么说,这种责任感又不仅仅是从中华民族和中国人、中国学者的立场出发的,同时还是从世界眼光和全人类眼光出发的,因为这两者正好是统一的。
对于这样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或者类似这样的会议,我还有一种认识。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现代交通的发达,国际间的文化交往越来越多,现在有人预言,二十一世纪将要出现国际文化融合热。当然,这种预测是一种战略估计,要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文化融合,应该说还是遥远的事。但在目前举行这样那样的关于中国历史、文化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总体上总是有着重要意义,既有助于我们弘扬民族文化,为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也有助于国际间的学术交流,最终有助于全局意义上的国际文化融合。
  (本文是作者在’93年中国古代小说国际研讨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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