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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锡联 1993-10-31 00:00

刘邓首长的好助手——李达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刘邓首长的好助手——李达
陈锡联
我与李达同志是在1937年认识的。从那时起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至解放大西南,一直同在刘伯承、邓小平等首长领导下工作。彼此交往,情深谊笃,印象至深。
在刘、邓首长领导下,李达同志所主持的司令部,机构精干,富有朝气,工作效率较高,深得刘、邓等首长信赖。李达同志是刘、邓首长的得力助手,是好参谋长,好领导,这是部队广大指战员众口一声的赞誉。
在和李达同志几十年的接触中,给我们留下很多美好的记忆。现将我感受最深又为我们大家最为敬佩的一些事情记述如下:

李达同志一身正气,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他党性强,坚决服从党中央、中央军委、毛泽东的领导。对刘、邓首长非常尊敬,对他们的指示一向坚决、迅速执行。他善于领会刘、邓首长的意图,并能胸怀全局,缜密思索。他考虑问题深远,苦心孤诣地谋划,周密细心地准备。在战斗频繁的日子里,常常废寝忘食,孜孜不倦地研究、分析各种情况,及时向刘、邓首长提出报告和建议。他不畏艰险,勇挑重担,对第一二九师、第二野战军司令部工作的建设,充分发挥了自己的作用。他以清晰的思想,运筹帷幄的军事才能,放手让下面大胆积极地工作。他用有条不紊的领导方法,使上下融洽和内外密切协作,保持良好的关系,从而保障了刘、邓首长得心应手的指挥,打了很多胜仗,取得了振奋人心的辉煌胜利。这些都是与李达同志深刻领会刘、邓首长的意图,忘我工作的精神分不开的。

李达同志品德高尚,胸怀坦荡,为人正派,作风艰苦朴实,平易近人。他对同级团结协作,遇事主动通报,主动和别人商量。对下级爱护,平等待人,很有修养。遇有下面工作出了差错,从无声色俱厉的批评,而是循循善诱,帮助找出原因、吸取教训。我从没有见他在下级面前发过脾气。顶多说句“乱弹琴”。他一向任劳任怨,勤奋学习,一心为了党的事业,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受到委屈,也毫不怨天尤人。“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由于林彪反革命集团加以莫须有的罪名,使李达同志身陷囹圄,遭到极不公正的对待,身体受到很大摧残。“九·一三”事件发生,林彪自我爆炸,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党中央给李达同志平了反。他出狱后继续为国为民,竭尽忠诚努力工作,无论是在总参谋部主管训练,还是在这之前在训练总监部工作,都是根据中央军委制定的训练方针,做了大量工作,付出了心血。
他在第一二九师、第二野战军,根据刘、邓首长的指导思想,狠抓领导机关和部队的训练。他对直属部队的训练、管理工作抓得很紧,经常亲自去检查。作战频繁时,只要有一个星期的休整,都要布置训练。部队每到一处,他都要下令所部严格贯彻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加强行政管理。部队进入宿营地布置警戒,挖厕所,部队离开时掩埋厕所,他都是亲自去检查督促。直属队每十天结算一次伙食帐。结算结果他都亲自过目。渡江战役打响后,第二野战军领率机关和直属队进驻南京,他发现他的伙食标准和刘、邓、张(际春)首长一样,便把自己的名字画掉。他言传身教,教会人们如何管好这个“大家”,要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切莫忘记吃糠咽菜的苦日子。

李达同志生活一向俭朴,严以律己,不论平时战时都为人师表,堪称模范。
在1942年的一次传达动员会议上,刘、邓首长和李达同志都穿着缝了好几个补钉的旧棉衣棉裤,而且翻洗成黄白色的了,但却整齐清洁,同我们与会干部所穿的新棉装相比,他们是那样俭朴,我们内心深处不由得赧颜自愧!他们为人师表的艰苦奋斗精神,感人至深。
1943年5月,日军对太行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在敌人进行惨绝人寰的烧光、抢光、杀光之时,又遭旱灾和蝗灾。庄稼、树叶全被吃光,真是赤地千里,连院子里盛水的水缸,一夜之间也变成满缸蝗虫。敌人大“扫荡”尚未撤退,又遭淫雨连绵。这些横祸接踵而来,根据地遭到空前浩劫,人民生活无以为继。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边区政府号召全区党、政、军、民同甘共苦,团结一致,齐心协力,一手拿枪、一手拿锄,奋起抗敌救灾,节衣缩食,生产自救,敌人大“扫荡”过后,全区男女老少合力扑灭蝗灾。洪水过后抢种秋菜。军队帮助群众翻地播种,上山开荒,繁殖山羊。军队自己四处采集野菜果腹。刘、邓首长、李达同志与广大干部战士同呼吸共命运。他们日理万机,但坚持与同志们同吃一锅饭。干部战士们不忍心让他们跟大家一起茹苦含辛,为保证他们健康,给他们做小米饭,均被他们拒食。刘、邓首长与李达同志这种高尚情操,令人钦敬,他们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李达同志对待工作严肃认真,极端负责,非常实在。他对待参谋人员和各级指挥员要求严格。他和刘、邓首长注意对参谋人员的培养,他常以刘、邓首长要求各级司令部工作必须准确细致、胆大包天、心细如发、准中求快的指示教育干部。第一二九师在抗日战争中先后开办过几期轮训队,有机枪训练队,迫击炮训练队等。并相继开办过几期参谋训练队。抽调现职旅、团参谋长,科、股长以及参谋人员,进行轮流培训,以提高各级司令部组织训练、管理、指挥业务的水平。这对加强部队司令部建设,起了很大作用。他经常到这些轮训队视察,或讲话、点名。他记忆力超人,只要他按名册点过一次,以后再来点名时便能见人唱名无一差错。部队的干部,只要他接触过的,日久见到时他仍能喊出名字来。行军中他骑在马上边看地图边实地进行对照,只要是他走过一遍的道路、山梁、沟岔、河川等,他都记得特别牢。许多地点他都能在地图上指出具体位置。1947年8月间进军大别山,途中须经黄泛区,他率领参谋人员带一个班先行设营,到了新的宿营地已把房子分配好了,仍未见刘、邓首长跟上来。他立刻悟到可能是带队同志走错了路。他便让参谋人员沿他指定的方向路线去接刘、邓首长,到了宿营地,刘伯承司令员说:“李达真行,硬是把我们迎回来了。领队同志是头戴破砂锅——乱撞一气!”在大别山反“围剿”中,一次夜间转移,警卫团前卫走错路,幸被李达参谋长3次纠正,邓小平政委说:“李达这一手真了不起!”
李达同志下部队或到参谋训练队讲话,常以刘伯承师长的“任务、敌情、我情、地形、时间”五行术,教育大家、要求大家做到了如指掌,灵活运用。他告诉大家说:刘师长说过,这是定下决心的基础,“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因此,要认真准确地掌握五要素,巧妙地运用“五行术”。由于参谋人员做到了这一点,所以不论是第一二九师还是第二野战军司令部,战时所下达的预先号令、通报等,都比较及时、准确、易懂。他和部队干部研究训练、作战和管理工作等问题,都能帮助找准存在问题的症结所在,共同分析原因,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对部队工作建设起到了推动作用,受到部队的欢迎和称赞。李达同志戎马一生,为第一二九师、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西南军区部队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永远是我们革命军人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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