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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建术 王东 1993-11-30 00:00

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者——寻访北京大专院校的青年科学家

第10版(当代青年)
专栏:今日星座

  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者
——寻访北京大专院校的青年科学家
  ●撰文:张建术●摄影:王东
(一)
本世纪70年代末,美国人阿尔温·托夫勒在他的书中写道:“现在我们即将采用光学纤维系统来代替第二次浪潮时代的电话系统。”80年代初,当我们读到未来学家的上述预言的时候,不要说科盲的我,就连1983年从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毕业的罗毅,也没有想到,仅仅10年的光景,激光纤维传导就已经不再是预言和神话。罗毅,这位来自京郊某工厂宿舍区的聪明过人的小青年,如今已成长为这一领域的领先技术之一——“分子束外延增益耦合型分布反馈式半导体激光器”的创造发明者,打通了光纤通讯实用化的道路,从而使我国在这一领域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这位谈吐豪爽、治学谨严的罗毅教授的聪慧之处,首先表现在他科研方向的选择上。他意识到,光纤通讯技术,是一项有着光辉灿烂前景的前沿学科。随着Fibertohome(光纤到家)时代的到来,必将极大地改变传统的生产制度和工作方式,带来全新的文明。文献检索,信息交换,遥控操作,都将实现家庭化。一个真正的信息社会将不再是“天方夜谭”。
罗毅在回顾自己人生旅程时,认为自己走过的路是比较顺利的,“没有遭受过什么不幸和坎坷。”话是这么说,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的“顺”是靠聪明才智,靠勤奋努力,靠坚韧不拔赢得的。
初踏扶桑国的时候,他每天早晨8点进实验室,直到晚上10点半钟才出来,中间只有15分钟的停机吃饭时间。在东京大学,他养成了不吃早饭和熬夜的习惯,以至于落下了一劳累过度就流鼻血的毛病。
“我是中国的科学家。该回去干我们自己的事情了。”
1992年4月,在日本学习工作满7年,先后获18项发明专利,发表50多篇论文的罗毅博士,携妻子和已经成熟的技术思想,飞越日本海,回到了他魂牵梦萦的祖国。旋即,在清华园着手筹建“集成光子学国家重点联合实验室”,让自己的研究成果在祖国落地开花。
(二)
早罗毅夫妇3个月归国工作的彭友良,是一位思维敏捷、待人诚朴、眉目清秀的京都大学博士,专攻水稻三大病害之一——稻瘟病。从小生长在湖北稻区的彭友良,太知道这种俗称“狼咬脖”的水稻流行病的危害了。大学毕业前夕他去家乡实习,赶上了大面积疫情。翠生生好端端的千顷稻田,顷刻间叶霉茎萎。父老乡亲们眼望苍天无法可想,最后忍泪放火将满畈满畈稻苗烧掉。这席卷掉农民们血汗、生计和指望的火光,灼痛了彭友良的心。
友良这样解释他们目前的工作:“传统的育种方法,十几年搞出个品种,只几年就退化不能用了。我们现在干的是用生物基因工程的方法,把一种类似动物免疫抗体的植保素提取出来,合成到植物的基因中去,使稻子在生长过程中一旦发生瘟病,便从自身内部产生出杀毒的能力,并且使品种的性状长期稳定不变。”
1991年12月,带着在国外已做出的部分研究结果回来的彭友良,踏上国土的第二天就到北京农业大学上班。当时,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一张办公桌。已经习惯了发达国家优越的实验条件和充足的科研经费的彭友良,一切又都要从零做起。
彭友良带领他的学生罗招庆、秦引萍,蹬着三轮车从远处望儿山畔一车车拉来买下的优质土,一把把将土肥搓匀和松,再种下精选的稻种;天冷了,他们连土带苗一块块挖起,由运河边再用三轮车运进校园温室,然后又像郊区菜农那样装土暖器生炉子。尔后就是成百上千次试验、层析、提纯、色相检测……许多时候都是在保卫人员的催促下,他们才离开夜幕笼罩的实验楼。
硕士生罗招庆,博士生秦引萍、黄俊斌告诉我:他们导师的每月300多元工资、奖金加补贴,都掏出来买实验用品了。如每星期要用掉一桶的液态氮,办转帐买每桶要花45元,交现金不开发票,每桶只需25元或者30元。为了节省科研经费,彭友良副教授就把自己的工资交给学生,让他们去买25块钱一桶的。买回来东西没有发票,到哪儿也无法报销,也就不了了之。在许多人眼里,友良该算个留洋留傻了,光学会赔本儿赚吆喝的傻瓜吧?可学生们感叹:“到哪儿去找这样好的导师?”
今年7月,实验室发生了一起电路跳闸断电的事故。保存在冰柜里的抗病稻种、酶纯化用菌株和一些好不容易搞出的原始材料,统统坏死报废了。这一飞来横祸,使他们500多个日日夜夜的心血全白费了。来不及沮丧,他们又重新从种稻开始。如今,试验又在一步步向前推进。
(三)
“干点我们自己的事。”我不止一次地从我们青年教师们口中听到这句质朴无华、看似不经意的话。深入进去,就会发现,这是些怀抱着坚定的使命感和爱国主义精神的人。这是植根于他们骨血和人格定势之中的人生态度、生活情感,一种海枯石烂而生生不息的东西。
如果说,罗毅、彭友良以他们辞职返国,投身祖国科学事业的抉择,体现了这种精神;那么,北京科技大学乔利杰副教授,则用他以国家重点科研课题为重,放弃出国深造机会的行动,抒写了这种精神。
1988年,业已通过美国路易桑那州州立大学论文答辩,接到了录取通知书的乔利杰,面临着他人生的一个十字路口。其时,国家自然科学“七五”重大课题项目之一——“金属材料应力腐蚀规律及机理研究”的科研任务,落到了他所在课题组的头上。
乔利杰留了下来。“金属材料应力腐蚀规律及机理研究”等6项国家自然科学研究课题,在小乔和以他为学术带头人的课题组同仁的辛勤努力下完成了。这期间,他还发表了30多篇论文,中国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专著《应力腐蚀机理》一书。
不明就里的人会说:“哇,大博士好神气耶!”他们哪里知道,创业之初,小乔,他的导师,连同其他3名博士生、3名硕士生、4名本科生,曾经长时间挤在一间平房里搞科研,直到1988年,他们才搬进了大楼,才有了实验室和比较先进的观测实验设备。
在生活条件上,小乔也是刚刚从“初级社”过渡到“中级社”。先是他们夫妇与别人合分到一间11平方米小房,人家人虽然没来住,但塞进一面组合柜,比多个人还占地方。直到去年春节前夕,乔利杰才侥幸分到两室一厅。这位硕果累累的来自胶东乡村的金属物理学家,才算有了一个像模像样的“巢”。
就是在这种与国外同行根本不可比的工作、生活条件下,乔利杰们干出了国外同行们比不了的领先水平。美国、阿根廷、罗马尼亚、智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的科学技术人员,纷纷来信来电向他索要论文,称赞他的研究结论“具有权威性”。
乔利杰说过一句话令我印象尤深。他说:“有时候到外面办事出去一天,回到学校总忍不住要转进实验室站一站,看一看,要不然心里就总像缺了什么,这一天就好像白过了似的。”
我感到,我所接触的这些青年科学家们真是一些非常聪明、非常勤奋、非常忘我、非常实在、非常可爱、非常不容易的人,谁要是不善待他们,天理不容。
几天来,一种沉实的激情在我胸间滚动着,先前的某些希望,愈益坚实起来。因为这希望已经落在了人类物质世界变革的坚实运动之上,落在了推动这一进程的坚实的科学活动之上,落在了一些根底坚实的奋斗不懈的人们的身上。此时此刻,我抑止不住地想录写下鲁迅那段著名的话——
“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
照片说明:中国石油大学校园新景。
(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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