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朴在根

第6版()
专栏：

　　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朴在根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三日，上甘岭战斗正在激烈地进行着，朴在根担架队冒着敌人的炮火，从淮阳郡兰谷面县二里向上甘岭出发了。
这是上甘岭附近朝鲜农民为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自动组织的担架队中的一个。当朴在根和金志九、崔武勇、卢俊九等人一道组成这支担架队的时候，他对大家说：“我是一个不懂世事的老百姓，可是我却知道一件事情：我们应该献出一切，来支援可爱的中国人民志愿军。”
出发之前，朴在根想：带点好东西送给志愿军同志们吧！可是想来想去没有什么东西好送。他家就住在离火线不远的地方，什么东西都被美国飞机炸掉了。最后他想起有人说志愿军战士们在坑道里作战缺水喝，就包了一大包萝卜放在担架上带到前线去。他对他的妻子李玉仙说：“如果这是志愿军同志们爱吃的苹果和梨子，那该多好！”
当天傍晚，他们到达了担架队联络所。
第二天，朴在根担架队在炮烟弹雨中向前方卫生处进发。敌人的炮弹和炸弹常常在不远的地方爆炸着。尤其到了靠近火线的山岭以后，道路格外难走，地翻了，岩石炸碎了，树木横倒了，简直看不出路在哪里；可是这些“不背枪的战士”，为了赶紧去运送伤员，不顾艰难和险阻，翻山越岭，快步前进。
这时候，志愿军勇士们正在英勇地打击着敌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就在这时候不断地涌现出来。这更加燃烧起了朴在根和他的担架队员们的国际主义感情，使他更感到必须不惜牺牲一起来完成转运志愿军伤员的任务。
朴在根的担架队第一次抬送的伤员，是一个二十岁左右的青年战士。当担架队员们把伤员抬在担架上的时候，伤员睁开眼睛亲切地望着他们，朴在根也含着眼泪望着这位伤员。他们彼此都想说点心里的话，可是啥也说不出来，因为他们语言不通。朴在根唯恐伤员感到一点不舒服，就耐心地把伤员安置得妥妥贴贴之后才抬起担架。在途中他想：十一月大冷天会冻了伤员的伤口，又把自己的棉袄脱下来，轻轻地盖在伤员身上。
山路很险峻，又加上是漆黑的深夜，抬着伤员还要随时躲避敌机的轰炸。他们有时就用膝盖在岩石上爬着，也有时把担架抬得高高的，用脚尖在陡坡上走。朴在根担架队队员们就这样走完了十二公里的山路，中途只休息了一次，提前赶到了目的地。
在和年轻的伤员分手的时候，朴在根比比划划地打着手势向他表示：希望他早日恢复健康。伤员也笑着点了点头，他的眼睛里已经充满了泪水，他被这位朝鲜农民亲切的照顾深深感动了。
第三天，十一月五日，朴在根担架队抬伤员的工作结束得很早，但朴在根直到深夜十一点钟还没有睡。就在这时候忽然来了个紧急通知，要他们赶到前方卫生处再运一次伤员。
朴在根立刻站起就走，并且边走边喊：“志愿军伤员等着咱们呢！快走啊！”于是担架队员们都急忙跟他起身了。他们一口气跑过了十二公里的险峻的山路，不到两个钟头就来到卫生处了。
他们一到地方就把那里的伤员都抬上担架，赶快往回走。朴在根抬的伤员又是一个青年战士，这个战士的腿上负了重伤。十一月的天气，一过午夜，就冷得像冰一样。朴在根又把棉衣脱下来盖在这位战士负了伤的大腿。他虽然伤势很重，但还能感觉出朴在根的亲切的骨肉般的情谊。他用哽咽的声音一再重复着说：“对不起！对不起！”
夜里三点多钟，正当担架队的行列快走下采珍洞山坡的时候，随着紧急空袭的信号，敌人的轰炸机群沉重的隆隆声越来越近了，接着敌机就投下了照明弹，并且开始轰炸。
担架队从容地把伤员们掩护在最深的山沟里。这时候，敌人的炸弹不断地在他们周围爆炸着。
“不要慌，咱们先来救伤员！”朴在根一面喊着，一面就用自己的身体盖在伤员的身上。就在这时候，一颗炸弹落在离他四、五公尺以外的地方，破片和碎石打到朴在根身上，他全身负了很重的伤，立刻跌倒昏迷过去了，但他身下的伤员却没有被这颗炸弹打伤一点。
“快来救老爹啊！”伤员一面挣扎着扶起这位为保护他的生命而负伤的朝鲜农民，一面叫喊起来。人们听到伤员的半哭半喊的声音都跑了过来，赶快把朴在根抱起放在担架上，马上把他送到野战医院里去了。
在野战医院里，朴在根舍身救护志愿军伤员的动人事迹立刻传开了。医院的工作人员，能够走动的伤员都围拢在朴在根的病床前等待着他苏醒过来。经过几个钟头的紧急治疗以后，朴在根才勉强恢复了知觉。当他睁开眼睛的时候，第一句话就问：“那位伤员同志怎么样啦？我抬的那位伤员不要紧吗？……”
他的话像一股电流一样通过了病房里每个人的心。有人对他说：“你救出来的那个同志一点也没有受伤，他现在很好，倒是他很担心你的伤呢！”听到人们这样告诉他，他好像很满足了，点了点头，接着又说：“千万要好好照顾他。”他的嘴角上露出一丝微笑，就闭上了眼睛，像睡梦一样离开了这个世界，离开了他的战友们。
当这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光荣牺牲的消息传到正在进行着激烈战斗的上甘岭阵地的时候，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们的心中立刻燃起了愤怒的火焰，阵地上响起一片复仇的声音：“我们要替为拯救我们的战友而献出生命的朴在根烈士复仇！消灭疯狂进犯的美国侵略军！胜利地结束上甘岭战斗！”
（本文是根据一九五三年二月号中文版的《新朝鲜》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改写的，原文未注明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