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寒冰教授和中国第一本《文摘》 [复制链接]

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孙寒冰教授和中国第一本《文摘》
孙一德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５０周年之际，我不禁深深怀念５５年前惨死于日寇侵略战争中的父亲——孙寒冰教授。
１９４０年５月３日起，日寇对重庆进行了长达２０多天的狂轰滥炸，死伤者不计其数，半个山城被炸毁。５月２７日，几十架敌机突然飞临重庆北碚黄桷镇复旦大学上空，轮番轰炸，用机枪扫射，在这个小镇上投弹４０余枚，全镇居民不足千人，死伤竟达百余人。我父亲就是在这次大轰炸中惨遭杀害的。
父亲是一个爱国的、正直的知识分子，一生追求真理。他毕业于复旦大学，１９２７年从美国哈佛大学留学回国后就一直在母校担任教授，并兼任过上海劳动大学和暨南大学教授，１９３７年担任复旦大学教务长。１９３６年他创办了《文摘》——这是我国出版的第一家文摘类刊物，他亲自任主编，把国内外各种杂志、文章的精华摘录、翻译刊登出来。当时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准备大举进攻、企图灭亡中国的前夜。他确定《文摘》的编辑方针是“暴露敌人阴谋，促进全国团结，为抗战做准备”。《文摘》一出版，很快销售一空，一、二期加印到第５版，行销几万册。“七七”事变后，《文摘》为适应抗日救国的需要，将月刊改为战时旬刊，明确提出它的任务是“宣传中国必胜、日本必败”，还专门编辑了《卢沟桥浴血抗战特辑》。１９３８年，父亲看到斯诺《西行漫记》中的《毛泽东传》，被深深地打动了。他毅然决定把《毛泽东传》放在《文摘》第二卷二版上发表。这样公开登载宣传共产党领袖的文章，在国民党统治区还是第一次，是冒着很大危险的。这篇文章一刊出，立即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单行本一再加印。“八一三”上海沦陷后，《文摘》被勒令停刊，复旦大学由上海迁往重庆。父亲当时因患伤寒病高烧４０度，只能留在上海。但他办好《文摘》的决心并未因形势险恶和自己的重病而丝毫动摇。他和几个挚友商定将《文摘》转移到武汉继续办下去。在他病体刚刚复元时，就把老母和妻儿留在上海，自己只身一人从香港辗转到广州，用汉口寄来的纸型发行《文摘》广州版。武汉、广州沦陷后，《文摘》再度被迫停刊。后来父亲又返回香港，几经周折到达重庆复旦大学继续任教。但他最大的愿望还是坚持《文摘》这块抗日救国斗争的阵地。为使《文摘》不致夭折，父亲在资金、人力、资料来源十分困难的条件下，成立了复旦大学文摘出版社。正当父亲以自己手中的笔作武器向敌人奋力拚搏时，不幸在日寇万恶的轰炸中遇难身亡。当时他才３７岁。
父亲办《文摘》，真正做到了含辛茹苦，呕心沥血，无私奉献。他担任杂志的主编，却不拿一分钱的报酬。在上海时，没有钱租房子，就将编辑部设在我家一间十平方米左右的亭子间里，夜晚我母亲经常陪伴编辑们到深夜，为大家烧水、做夜宵。
父亲遇难时，我们一家人在上海无依无靠。那时祖母八十高龄，母亲只有三十几岁，我们兄妹４人中最大的１０岁，最小的５岁。当时我只有９岁，但日寇的暴行和父亲的惨死，在我幼小的心灵上深深地埋下了仇恨日本帝国主义的种子。
父亲遇难后，夏衍同志在悼念文章中说：“又失去了一个说真话的人”，“提起孙先生，人们就会想到《文摘》这本小小的杂志，抗战以来，在报道国际真实，善导全国舆论这一点上，尽了如何伟大的力量，我只能说一句用惯了的话：无法可以估量。”胡愈之同志说：“他是一个真正的学者，是一个为真理而奋斗的文化战士。”郭沫若写诗悼念说：“战时文摘传，大笔信如椽。磊落如肝胆，鼓吹动地天。成仁可所怨，遗患正无边。黄桷春风至，桃花正灿然。”
为了纪念这位爱国主义战士，复旦大学建立了“寒冰馆”，重庆复旦校友们在母校和重庆市政府的资助下为父亲重修了墓地，重庆市还将它作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父亲虽然没有亲眼看到抗日战争胜利，但他的事业已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千百万抗日爱国军民完成了！我写这篇短文，不仅是怀念我敬爱的父亲——一位赤诚的爱国者，而且要用他的惨遭杀害来揭穿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歪曲历史、企图掩盖其侵略罪行的无耻谎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