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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江纵队与盟军的情报合作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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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0 发表于: 1995-09-01
第7版(国际)
专栏:

  东江纵队与盟军的情报合作
袁庚
回忆也有不同的分量。对于我,追怀半个世纪前的一段烽火历程,尤感心绪万千。
我曾在东江纵队领导过对盟军的情报合作。率先与东纵建立情报合作的是英国。1942年7月,经英国国防部批准,英军服务团在桂林成立。东纵出色的国际合作引起了美国的注意。大约在1943年末或1944年春,美国驻重庆高级顾问史迪威将军通过中共驻重庆办事处与周恩来谈判,要求派8个观察组到中共抗日根据地进行合作。不过至战争结束,成行的只有两个组:一个以包瑞德上校为首的观察组派驻延安;一个由欧戴义少校领导的观察组来到东纵。东纵根据中央指示,相应地设置了一个联络处作为特别情报部门,并任命我为处长,主管广东沿岸及珠江三角洲敌占区的情报工作,同时负责与欧氏联络,交换日军情报。当时,正是盟军在太平洋大举反攻之时。我们的情报组织迅速扩大,人员发展到200多,情报网点纵横交错,遍布敌人心脏,从香港到广州、从潮汕到珠江西岸的整个日战区均为我们所渗透,有效地配合了盟军在太平洋的反攻。
使我永生难忘的是1944年12月的一次行动。那次行动直接关系着尼米兹上将的第四舰队和陆军第十四航空队对香港日军的联合轰炸。
为了达到轰炸效果而又不伤害平民的目的,盟军通过欧戴义要求我们事前准确提供轰炸目标资料,事后提供轰炸效果的报告。我们立刻进行部署,并于第一时间将轰炸目标的情报送出。情报内容涉及日军在启德机场的机库,香港海面的舰艇型号、活动规律,鲤鱼门炮台以及青山道军火库的准确方位图。以上轰炸目标均远离居民区。为了获得轰炸效果的第一手情报,我和欧戴义商量并经曾生司令批准,经过周密部署,组织了一个小分队,于预定轰炸之日凌晨,悄然攀上启德机场后面的钻石山,隐蔽于树丛中。太阳从海上跃出,鸟瞰山下,启德机场的跑道上停着两架日军战机,中环海面停泊着三艘补给舰和两艘巡逻艇,位置恰如情报所示。不一会儿,在东面三门岛方向的上方,出现了我所期望的黑点点。黑点点越移越大,于是鲤鱼门炮台和机场东侧的高射炮、高射机枪便吼叫起来。我们正前方的天空不断地闪射出一团团刺眼的亮光,冒出一簇簇白色的烟朵。爆炸声里,那三艘补给舰黑烟滚滚、火焰熊熊,其中一艘开始倾斜,渐渐地往下沉。机场跑道上的两架日军战机企图升空迎战,一架美国飞机俯冲而下,一排仇恨的炮弹使它当即喷着烈焰撞向跑道外的一座建筑物。于是,消防车来回呼啸、日军狼奔豕突。这时只有鲤鱼门炮台仍有还击之力,高射炮火交织成密集的火力网,严重地威胁着盟军的战机。正在紧张之际,3颗炸弹接连准确落下,把它炸哑了,地面一片沉寂,我不禁舒了口气。
趁着人群混乱,我们折回界限街,赶紧和几个地下联络点接上关系,整理出一份关于空袭效果的报告。天黑后,我们乘船回到屯洋,欧戴义已在岸边焦急地等待。他对轰炸效果调查材料异常欣喜,当即向第十四航空队和第四舰队发报。
1945年,为配合盟军华南登陆作战计划,我们又向盟军提供了宝贵的情报。
这一年的3月,欧戴义的电台获悉,尼米兹将军将要选择华南登陆点。接到欧的通告后,我们异常兴奋,当即派出一个小分队待命,准备为协助美军在汕头和汕尾之间登陆展开工作。同一时期,美国海军甘兹上尉持陈纳德介绍信,率一个6人小组来到东纵,也是想在大亚湾和汕头之间勘测一个适合美军登陆的滩头阵地。联络处派遣的小组陪同他们到第七支队所在地(深圳以东至汕头)的海岸,并将发现的日军在汕头两岸及东山岛所构筑的洞穴工事绘制成图。
正当我们协助甘兹上尉在沿海进行工作之际,江村和东莞等处的情报站侦察到日军番号为“波雷”的部队出现。波雷部队原驻武汉与长沙之间,是一支精锐的机动部队。日军已判断尼米兹舰队将反攻华南,故命令波雷129师团兼程南下广东。他们为了掩人耳目,昼伏夜行,电台完全停止工作。美军正苦于波雷部队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得到东纵的情报,如获至宝。后来,他们对情报作出高度评价,说这些情报“揭露了敌人的企图和活动,帮助了我们的指挥当局取得更好的结论和计划”(1945年5月20日来电),后又致谢电说:“华盛顿对发现129师及其消息致以祝贺,希望我们继续得到最好的情报来源。”
类似的情况还很多。美方盛赞东纵联络处“是美军在东南中国最重要之情报站”;陈纳德将军和欧戴义本人也曾多次致函东江纵队司令曾生,热情地称颂“袁先生的部门所做的情报工作是有显著的成绩的”,说“对于你们曾做过的工作,我们感到极大满意”。由于我们提供的日军在广东东部沿海反登陆部署的情报,尼米兹上将修改了他原来登陆地点的计划。不过,后来在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华南登陆计划只得放在五角大楼历史档案中。
1945年8月15日,日寇彻底崩溃。两天后欧戴义带着胜利的喜悦与别离的感慨辞别我们回国。以后,由于种种原因,彼此音讯俱无。直至1987年我应邀参加在美国费城举行的宪法起草200周年纪念典礼时,才知欧戴义先生已作古,不禁黯然神伤。我们永远分别了,但我们曾经共同献身的反法西斯事业将永彪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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