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中的联合国——访外交部副部长李肇星 [复制链接]

第7版(国际)
专栏：记者专访

　　变化中的联合国
——访外交部副部长李肇星
本报记者陈特安施晓慧
在纪念联合国成立５０周年学术研讨会之际，我们访问了今年５月才卸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职务的李肇星副外长。他以在联合国两年多的亲身经历，生动地为我们描绘了联合国在冷战后发生的变化和面临的挑战。
“联合国是反映世界变化的最好窗口。”他的开场白，像是一句精彩的新闻导语。
“第一个变化，就是开会。”联合国就是各国政治家通过开会的方式进行较量的地方。他说，在冷战时期，两霸相互制约抗衡，集团政治不时地使联合国陷入各种困境之中。安理会连开个会都很难，有些非常任理事国在担任一任轮流执行主席期间，竟然难得开成一次会。冷战后最明显的是会能开起来了，去年联合国安理会正式会议就举行了１３１次，非正式会议开了２６０多次，而且还对７８项议案进行了表决，通过了７７项。
联合国安理会的会议开得简直是昏天黑地，有时一天之内就要开三四次，早上开，中午开，晚上开，甚至通宵达旦。现在会议如此之多，既反映了许多国家对联合国作用的期望值在增高，同时也说明冷战后世界并不太平，各种矛盾错综复杂，解决起来谈何容易。
“第二个变化是发展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冷战结束后，经济和社会发展已日益成为各国关注的问题。冷战时期形成的不公正、不合理的政治、经济秩序严重束缚着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它们要求联合国在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发挥更大作用的呼声越来越高。尽管联合国近几年相继召开了环发大会、人口与发展大会、人权大会和妇女大会，但在资金、技术、国际合作等具体领域的落实情况却不尽如人意。而联合国在维和方面却不惜重金和人力，仅１９９４年就有维和行动１２次，派出人员７万，花掉３６亿美元。因此，联合国在此问题上越来越受到“重维和轻发展”的批评。有资料表明，５０年代初，少数富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穷国的２０倍，到８０年代末，这一差距已扩大到４０—５０倍。而发达国家却拒绝对穷国提供更多的帮助，或是对援助附加十分苛刻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要求建立新的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愿望能不迫切吗？
“第三个变化是多极化的趋势越加明显。”李肇星说，只要参加一次安理会，你就能得出这样的印象。冷战结束后，某一大国在联合国的作用显得比较突出，但也并不是它想干的就一定能干成。一些大国在热点问题上看法不一样。西方盟国的关系也不易协调。在空袭波黑的问题上，大国间就有不同看法。有些经济大国在联合国内则开始有点财大气粗的味道。中国作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一员，代表一种独立的声音，中国不和任何国家结盟，但可与各方进行协调，能说和敢说别人不便说或不敢说的话，在联合国很有威望，朋友很多。
今天，联合国内冷战时那种阵营分明的情况已不存在，各种力量在不同的问题上会不断出现分化组合。有时半天之内讨论的问题不同，这种组合就会不同，真可谓瞬息万变。
联合国当前面临的主题，还是和平与发展。他说，现在强权政治仍随处可见。比如，有的国家就在索马里问题上要干涉人家的内政，介入派争，结果吃了亏，直到撤兵时才不得不承认犯了错误。在波黑问题上，联合国通过了几十个决议，波黑三方也无数次的停火，就是解决不了问题。
李肇星最后谈到关于联合国的改革。他说，在过去的５０年，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联合国也的确需要改革了，但改革不是为了改革而改革。联合国改革的目的应当是根据《联合国宪章》的规定，更有效地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共同发展；改革的原则应当是体现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更好地体现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改革的方法应当是民主协商。现在西方人士不是很喜欢谈民主吗？我认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莫过于国家不分大小、贫富、强弱，都能平等地坐在一起畅所欲言，充分讨论和妥善解决大家共同关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