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 [复制链接]

第11版(文艺评论)
专栏：

　　世纪之交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
李衍柱
１８４８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一开头就这样写道：“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党人和德国警察，都为驱除这个幽灵而结成神圣同盟。”
这里所说的“共产主义幽灵”，就是被当时欧洲一切反动势力视为洪水猛兽的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共产主义运动。将近一个半世纪以来，各国的反动势力为驱除这个幽灵，消灭这个幽灵，可以说使尽了一切解数，然而事实却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幽灵不但没有被驱除，反而变成了“天火”，映红了地球的半边天。３０年代初期，鲁迅曾把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比作普罗米修斯把天火盗给人间。现在世界进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虽然苏联解体、东欧剧变，马克思主义的“幽灵”仍在西方世界徘徊，至今它依然是一个令人时刻感到惊悸和喜悦的精灵。
历史有时仿佛在走回头路。上个世纪末，列宁曾说：“目前国际社会民主运动正处于思想动摇的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一向被认为是革命理论的牢固基础，但是，现在到处都有人说这些学说不完备和过时了。”列宁要求每个革命者都应以明确的态度回答和对待这个远非只有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人才关心的问题。列宁的话今天仍有现实意义。不可否认，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确是２０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一出大悲剧，但能否由此作出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已经“过时”的结论呢？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在历史的反思中，人们又一次提出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过去被人们奉为“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信条，是否真正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也需要进一步思考。对文艺学来讲，同样也有这个问题。上个世纪下半期，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理论上的胜利，在世界各地也曾出现过各式各样的“马克思主义”，面对这种情况，恩格斯指出：关于这种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曾经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大概会把海涅对自己的模仿者说的话转送给这些先生们：“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一种理论和学说是否具有生命力，是否已经“过时”，不是靠理论家本人的宣言和声明，也不是以某些人的主观意愿来衡量。区别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同样也不能靠倡导者的宣言和声明。毛泽东指出：“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是来自实践而又被实践检验证明了的客观真理。
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是发展的科学，是来自实践而又被实践证明了的科学真理。那些已被文艺实践证明是错误的理论观点迟早总会被社会所抛弃。有的理论虽在一定时期具有一定的真理性，但随着社会实践和艺术实践的发展，它也会随之失去真理性。２０世纪以来，出现过多种号称“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理论，不是都在实践的检验台上被辨明是错误的，而又被人们普遍地抛弃了吗！大家所熟知的，如：波格丹诺夫提出的建设纯而又纯的无产阶级文化的理论；“无产阶级文化派”拒绝接受一切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的理论；弗里契的《艺术社会学》所代表的庸俗社会学的文艺理论；“拉普”派提出的所谓“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林彪、江青所炮制《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所代表极左的文艺理论；等等。这些貌似“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从它提出的那一天起，就是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货色。在革命战争和阶级斗争激烈的年代，毛泽东提出文艺从属于政治、从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在文艺批评上则强调“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这种理论主张，在当时是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的，并在文艺运动中发挥过积极的作用，涌现出一批优秀的文艺作品，如《白毛女》、《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暴风骤雨》等。但在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以后，继续坚持这种建立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基础上的“从属论”、“工具论”就显得片面了。今天不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不再强调阶级斗争工具论，这从另一个侧面表明随着实践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也向前发展了。
在实践的审判台上，一些在一个时期内被人们视为正确的、神圣的东西，反而遭到历史的嘲弄；而另一些真正属于科学的东西，经过胜利和失败，经过反复的鉴别和比较，它终于发出了真理的光辉。２０世纪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和文艺的实践，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真理性日益显示出来。在和平与发展的新时代，在改革、开放，一切着眼于建设的新的形势下，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理论，关于按照美的规律建造的理论，关于异化劳动、人性复归和培养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新人的理论，关于艺术生产与艺术消费的理论，关于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关系的理论，关于批判继承人类一切优秀文化遗产的理论，关于建设真正的自由的文学、人民的文学的理论，关于人类艺术掌握世界的方式的理论，关于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理论，等等，越来越多地被各国作家、艺术家、美学家、文艺理论家所重视和接受，并在社会实践和艺术实践中表现出了它的强大生命力。
每一种理论、学说都有自己的时代。凡是称之为科学的理论都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反映出该时代理论思维所达到的程度。因此，只要这种理论、学说产生的历史条件、文化背景和社会的基本矛盾没有根本改变，它就会有自己的读者群众，继续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美国当代美学家弗里德列希·杰姆逊在对当今世界的各种哲学思潮和文艺思潮进行分析比较后仍然认为，马克思主义是至今为止分析解释资本主义社会的“最佳模式”，马克思主义不但没有“过时”，而且能够继续保持“鲜活的生命力”。８０年代初期在英、美、加拿大同时出版的《马克思主义：赞成和反对》一书的作者罗·海尔布隆纳也认为，它的“鲜活生命力”，在于能够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新时代不同民族的社会实践与艺术实践相结合，并在与新的实践结合的过程中，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吸收古今中外一切有益的研究成果，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