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来国家逐步统一掌握粮食 全国城乡人民获得很大利益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四年来国家逐步统一掌握粮食
全国城乡人民获得很大利益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来，国家对关系国计民生重大的粮食工作十分重视，逐步加强粮食收购和供应工作，改变了在解放前粮食被地主、官僚资产阶级、以及奸商等操纵下“春贵秋贱”残酷剥削农民的不合理状况，使我国粮食工作面貌一新，城乡人民获得很大利益，证明了由国家统一掌握粮食，好处是无穷的。
四年来，国家为了满足农民出售余粮的要求和保证粮食供应，大力开展了粮食收购工作。以一九五零年国家购粮数量为一百，一九五一年增加为二百，一九五二年为三百五十点三二，一九五三年为四百二十四点四。同时，国家还合理地逐步提高了粮食收购价格，据中央人民政府粮食部直接掌握的粮食市场的统计，以一九五零年各粮种平均收购基价为基数，加权平均计算，一九五一年提高了百分之十七点七三，一九五二年提高百分之二十二点七二，一九五三年提高百分之三十一点八八。国家各项购粮措施执行的结果，使农民的余粮都有了销路，特别是边远地区和山区等交通不便地区，解放前经常有大批余粮不能外运，影响了农民的生产情绪和生活的改善，解放后国家大力进行收购并加强调运，使当地农民得到很大利益。如一九五零年到一九五二年，国家付出巨大运费，从甘肃省庆阳专区调出农民余粮三千七百八十余万斤，收购价格又比当地粮价为高。该专区按每年调出余粮一千二百六十余万斤计算，每年当地农民即增加收入六、七十亿元。就是在其它地区，由于国家收购价钱公平合理，也使农民摆脱了奸商的剥削，增加了收入。如江苏省松江县农民在解放前做一套单衣，一般要用两石大米，去年秋季只要用一石大米；解放前当地农民用一斗大米只能换一斤火油，去年秋季能换到五斤。另外，东北各省和关内许多地区的国家粮食部门还向农民预购粮食，帮助农民解决了“青黄不接”时生产和生活上的困难，并避免遭受奸商“放青苗”等的剥削。安徽省含山县铜城闸一带的农民，一九五三年秋在得到国家预购粮食的订金后，立即退还了投机奸商的“青苗”钱，每百斤稻谷即免受奸商二万二千余元的剥削。
在粮食供应方面，几年来由于城市、工矿区、经济作物区、林区、牧区的不断发展，加上灾区和农村缺粮户的需要，全国每年约有两亿多人口需要粮食供应。一方面是供应的面很广，另一方面，很多地区，需要粮食数量增加又相当快，同时国家粮食部门经营粮食的比例又逐渐增加。以一九五零年国家粮食部门销售粮食数量为一百，一九五一年增加为一百八十八点七六，一九五二年增加为三百六十一点二五，一九五三年又有增加。在城市、工矿区，据北京、天津、鞍山、本溪等十四个大城市和工矿区的统计，国家在一九五三年供应的粮食，比一九五零年增加了百分之一百八十三点八四。在经济作物区，据各主要产棉区的统计，一九五二年国家供应粮食的总值，达中国花纱布公司所投放购棉资金的百分之五十点一。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不用国家的力量进行统筹调度，其它任何办法都不能保证粮食的充分供应和粮价稳定。至于在林区、牧区和少数民族地区，解放前，当地人民历来受投机奸商等高价出售粮食的剥削。解放后，国家粮食部门在这些地区不断增加售粮点，扩大供应面，用合理的价格供应粮食，使当地人民获得很多利益。内蒙古大兴安岭森林中的猎户反映：“过去不法奸商用一袋面粉换我们十五张灰鼠皮；现在国家供应面粉，只要四张皮就能换一袋面。”
四年来，由于国家逐步统一掌握粮食，加强粮食收购和供应工作，并规定和掌握了合理的粮食价格，我国粮食工作的面貌已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首先是，稳定了粮价，并扭转了解放前新粮上市时粮价猛跌，以致“丰收成灾”、“谷贱伤农”，和“青黄不接”时粮价猛涨，消费者受到很大损失的现象。解放前，粮食大部分被地主、买办阶级和奸商掌握起来作为投机、剥削的工具，和反动统治的恶性通货膨胀结合，就在市场上兴风作浪，成为物价波动的主要因素之一。从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开始到一九四八年八月伪“法币”宣告破产的十一年间，国民党反动政府统治区的物价上涨了六百万倍，粮价波动是个很重要的因素。中央人民政府刚成立不久，部分地区的不法奸商还曾进行过较大规模的粮食投机活动。如一九五零年初，上海市投机奸商曾一度掀起了“一日三变”的粮价涨风，牵动了整个市场的物价，经过国家从西南、东北调运到大批粮食，奸商投机活动被迅速打击下去。以后，由于国家进一步统一掌握了粮食，几年来全国粮价基本上是稳定的。以一九五零年三月全国物价开始稳定时，全国主要市场粮食批发价格类指数为一百，同年十二月为七十六点六一，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为八十八点二九，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为八十八点二四，一九五三年十月为九十六点八六。这样就在很大的程度上保证了全国各种物价的稳定。
在解放前，由于奸商投机操纵，粮价还有过大的季节性的波动，这就是不合理的粮食季节差价。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二年，国民党反动政府统治区的粮食季节差价平均为百分之五十上下。解放后，由于国家在粮食上市时用合理的价格大量收购，奸商“压价收购”的投机活动受到了严重的打击，粮价猛跌，“丰收成灾”、“谷贱伤农”的时代已成为过去；同时由于国家大量掌握了粮食，投机奸商基本上已不能操纵物价，“青黄不接”时粮价猛涨的现象基本上也已停止。据中央人民政府粮食部直接掌握的粮食市场的统计，以各粮种加权平均计算，
一九五零年粮食季节差价为百分之二十一点七六，一九五一年为百分之十八点九九，一九五二年为百分之十六点九一，一九五三年将更为缩小。其中收购原粮的价格逐年提高，而成品粮的出售价格，由于各地粮食部门积极改善经营管理，逐年降低商品流转费用，减低加工成本，因而逐渐下降，这样便保护了粮食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使城乡人民得到很大的好处。
其次，支援遭受自然灾害地区的人民战胜灾荒，改变了解放前一遇到自然灾害，就要饿死大批灾民的现象。四年来，我国部分地区还遭受了不同程度的自然灾害，由于国家大力调运粮食支援灾区，受灾地区都基本上实现了“保证不饿死人”的口号。如一九五三年春季，河南、安徽、江苏、山东等省部分地区遭受霜灾后，国家从西南、东北等地向灾区大量调运粮食。全国各地第二季度调往上述地区的粮食，约占中央粮食部全季调粮数量的百分之四十六点一三。甘肃省为了支援灾区，调运了六个专区三十个县的余粮，由起运地到集中地，有的路线长达五百公里，使用了火车、汽车、大车、手推车、毛驴、骆驼以及人力背挑等一切运输力量。这些粮食运到灾区以后，除了无代价地发放救济的部分外，都按当地既定的牌价或更低的价格进行供应。由西南区调到河南省的玉米，每斤国家要贴钱十五元左右。河南等地许多灾民得到粮食以后，感激地说：“毛主席比亲娘还亲，一听说咱这里遭了灾，就从几千里路以外往这里运粮。要不是政府运来粮食，像解放前那样，真不知道要饿死多少人呢！”
第三、扭转了我国长期以来粮食人口的不利形势，并在统一调度和粮食增产的基础上有了一定数量的必要输出。解放前，由于农业生产力的破坏，和反动政府不能对全国粮食进行统筹调度，我国这样一个出产粮食的国家，历年来都有大量粮食进口。每年沿海城市大量进口洋米、洋麦，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省却经常有大批余粮不能外运，有严重的“谷贱伤农”的现象。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后，一面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一面大力统筹和调度全国的粮食，一九五零年全国进行大规模的调粮工作时，从四川省调出余粮七万五千吨，以后每年也有一定数量的外调。福建、贵州、广西、甘肃等省交通不便地区，历来有大批所谓“死角粮”，人民政府都有计划地加以调运，不能调度的商品粮（所谓“死角粮”、“难运粮”）已逐年减少。结果，几年来我国不但不需要进口粮食，还有了一定数量的粮食输出，为工业建设增加了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