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郭化若同志 [复制链接]

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怀念郭化若同志
邓力群
郭化若同志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同志。几十年来，我对化若同志一直是很敬仰的。我怀念他，有许多话要说。
化若同志长我１１岁，历史的机缘使我们成了同班同学，同时，他又当了我们的老师。
那是１９３７年８月，中央党校成立第五班。教育处长成仿吾传达罗迈（即李维汉，他当时实际主持党校工作）的意见，要我到这个班学习。我是１９３７年４月底到的延安。５月初被分配到党校，在教育处当秘书。有这个学习机会，我当然高兴。五班有四十多个学员。我当时入党才一年多。在这个班里，像我这样从北平来的年轻党员，有黄华、李剑白、苏苇、史洛文等七八个。其他学员都是老干部。一部分是长期在白区工作的负责同志，如担任过北方局书记的高文华，四川省委负责人邹凤平，陈少敏大姐（她后来到新四军工作，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决议时唯一不举手的就是她）等人。一部分来自军队，都是红军中师旅一级的干部，其中就有郭化若同志，还有罗炳辉、赖传珠、陈伯钧等同志。记得五班开学是８月，化若同志来得稍迟一点，已经是９月了。他来后，既当学员，又当教员。“游击战争”这一门课，就是他和罗炳辉同志两人教的。这样，我同他就有了既是同学又是师生的特别的情谊。
红军将领、白区领导干部、青年学生，这三部分人在一个班里，相处得很融洽，一点也不隔膜。因为大家都怀着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面对华北沦陷、国家危亡的局面，个个都似饥如渴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为抗日救国进行斗争。我们这些年轻人对老干部非常尊敬，老同志则认为一二·九运动开辟了一条新的战线，对我们这些从学生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新人格外爱护。这种精神上的完全一致，使得同学之间没有一点芥蒂，没有一点灰尘，大家相处得十分自在，连用什么语言来表达感情都觉得是多余的。
五班学习的时间只三个多月，到１２月初就毕业了。可是，这一段短暂的生活却在我心中留下了久远的印象，一辈子都难以忘怀。其中不时浮现在我脑际的，就有化若同志的音容笑貌。
化若同志是那种令你见过一面就会记得的人。他身材颀长，清秀英俊，脸上常常带着笑容，使你觉得可亲。同样的一身军装，穿到他身上，就感到适称、熨贴，显得格外的利索、洒脱。他和同样也是既当学生也当教员的罗炳辉同志适成对比。罗炳辉个子也高，是个胖子，往讲台上一站，很威风，但多少显得有点臃肿。他们俩讲“游击战争”也各有千秋。罗身经百战，讲得生动具体，随口道来的全是亲身经历的各种战例。化若同志文化高，长期当参谋，讲起来条分缕析，很得要领。他还能够用自己的语言概括游击战争的基本规律。我没有打过仗，也没有军事知识，听他们讲课都很有兴味。每上一堂军事课，同上马列、经济学、哲学、现代史、党建等课一样，对每个同学来说都像吃了丰富的精神美餐。当然，郭、罗那时讲“游击战争”，只是作为一种战术和战法来讲，还没有提到战略的高度。把游击战争提到战略的高度，那是毛主席的创造。
化若同志给我印象最深的，还不是讲课，而是他的作风。
大约因为我本来就是党校教育处秘书的缘故吧，五班开学以后，指定我当了学习班长。每当上课，都是整队进入教室，上完课后，都是整队离开教室。化若同志一点也不特殊，同普通学员一样遵守规矩。特别是轮到他讲“游击战争”，也还是照样同全班同学一起整队进入教室，然后再从位置上站起来，到前面讲课，讲完课后，依然坐回到他的位置上，一起整队离开教室。他是真正把自己看作是这个集体中的普通的一员。
还有一件事，也让我感动。我们五班的教室是在党校最后一排窑洞。后面有一座门，是党校的后门。给这座后门站岗的任务，就交给了我们五班。大约是两个钟点换一岗。在我想来，这本来应该是一般学员的事。化若同志来党校前是庆阳步兵学校的教育长，在五班又兼任教员，可是他和其他老同志不要照顾，照样同大家一样轮流站岗。化若同志，以及其他老同志，这种以普通一兵自处的态度和作风，使得我们的集体真正成为一个平等、和睦、自由的革命大家庭。
党校毕业后，我留下当教员，化若同志到毛主席身边工作。那时，毛主席主持抗日战争研究会。他把化若同志要去，要他专心致志研究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整理编写出一部《抗日游击战争》的书来。１９３８年４月，延安创办马列学院，洛甫（张闻天）同志兼任院长。我被中央党校派去学习。５月下旬，毛主席开始讲《论持久战》。洛甫指定学生、教员、工作人员中的十几个人去听毛主席讲演。我也是其中的一个。听讲的总共不到五十人，在延安的书记处成员洛甫、陈云、博古（他还没有出去）、康生都去了，还有中央各部门和军队的领导同志。我见到化若同志也在那里。毛主席讲了五六次，他每次都早早到场。
听毛主席讲《论持久战》，对我这样一个没有战争经验和军事知识的人来说，无疑是上了一堂完满的军事课。更使我感到快慰和满足的是，它同时又是一堂丰富、深刻的哲学课。通篇没有什么哲学名词术语，可是充满了历史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听了毛主席的讲演，在驳倒亡国论和速胜论，预见抗日战争发展三阶段，坚信我们必然取得最后胜利的同时，只觉得毛主席的讲演古今中外、旁征博引，知识是太丰富、太渊博了，特别是论证得那样完整严密，无懈可击，那样的博大精深而又浅近明白，我完全被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所折服了。但是，我想说说《论持久战》中的哲学思想，却不知道从何说起；很想学习毛主席的逻辑、哲理，却不知道从何学起。
正在我苦苦思考，茫然不得索解的时候，化若同志的《军事辩证法之一斑》在《八路军军政杂志》上连续登载出来了，读来真有豁然贯通之感。化若同志依据毛主席《论诗久战》的观点，从阐述“战争的本质”入笔，运用丰富的材料，联系中国抗战的实际，对战争和战法方面的一系列对立统一的关系，诸如战争与经济、战争与政治的关系，战略战术之差别性与同一性的关系，全局性与局部性的关系，战略战术之斗争形式与军队之物质内容的关系，物力与人力有机构成的战斗力中的多样矛盾及其利用，时间与空间的关系，还有敌我、优劣、攻防、胜败之相互作用、相互渗透与相互推移，由战略防御到战略反攻是战略量变到战略质变的斗争过程等等，作了细致的、辩证的分析。运用对立统一的规律分析和阐发毛主席《论持久战》的军事思想和哲学思想，这是第一篇文章。就我所见，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明确系统论述军事辩证法的著作，这也是第一篇。由此而开创了“军事辩证法”这一门新的学科，化若同志筚路蓝缕，功不可没。
对我说来，化若同志的这篇文章成了我深入学习《论持久战》的入门导师。此后，我一直怀着一个愿望，想进一步系统学习领会和阐述发挥《论持久战》中极为丰富的哲学思想。苦于没有时间而长期未能如愿。没有想到，这个愿望最终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实现了。我的《学习〈论持久战〉哲学笔记》，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斗期间开始写作，到１９７４年１０月离开五七干校回北京之前完成的。在这本笔记中，我力图说清楚毛主席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来解决中国革命战争问题，以及在普遍真理和具体实践的结合中又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我不敢说已经进入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殿堂，但最先领我进门的老师确是化若同志。作为他的学生，我是步了他的后尘。
化若同志还是引导我学习古代军事著作的入门导师。写点关于古兵法的文章，也是毛主席交给化若同志的任务。主要目的是向国民党军官做宣传，帮助他们认识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抗日游击战争，实行运动战与阵地战相结合的必要性。毛主席说：对国民党的军官，搬古兵法，他们懂，听得进，讲马列，讲唯物辩证法，他们听不进。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中讲到中国古代的许多著名战例，化若同志这方面的工作首先从这里开始。我在《八路军军政杂志》上先后读到化若同志讲赤壁之战、即墨之战、淝水之战的文章，都能发人深思，很自然地启发人们从古代战例中认识当前抗日战争的实践。不久，他又在毛主席的指导和鼓励下，写出《孙子兵法之初步研究》。我在军政杂志上读到他这篇文章，才知道我国古代军事著作中也有辩证法。《孙子兵法》列为《武经七书》之首，历代兵家奉为“兵经”，评注有十一家之多，在国外也受到推崇，但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分析方法，从战略思想和哲学思想两方面，对《孙子兵法》作出一分为二的具体分析和科学评价，以前还没有过，化若同志这篇文章是第一次。古代兵法写得特别简约，我断句都感到困难，向来不敢问津。读了化若同志的研究著作，启发了我的兴趣，在这方面我才时有涉猎。
从此以后，化若同志的名字就与《孙子兵法》联系在一起。说起《孙子兵法》，就想到郭化若；说起郭化若，就想到《孙子兵法》，以至于他亲手组建红军第一个无线电队的业绩，曾经担任过红一方面军代参谋长的经历，以及几十年南征北战建立的功勋，反倒不为一般人所知道了。
不过，化若同志与《孙子兵法》确实结下了不解之缘。解放战争初期，他就利用战斗间隙，开笔用白话文翻译《孙子兵法》。终因戎马倥偬，未能完成。到１９５５年夏天，他利用休养的机会，把全文译完，并将孙子十三篇内容重新编排。记得是１９５７年吧，化若同志寄给我刚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编今译孙子兵法》。他的工作，使得这一部难念的兵书变得好懂。我为他新的成果高兴。随着研究的深入，化若同志译注讲解《孙子兵法》不断有新的进展。每有新版，他都不忘记寄给我。１９６２年，我收到他加写了序言的中华书局出的版本。“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他又给我送来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７７年的再版本《孙子今译》。这是经过他全面修改并重写了前言的本子，也是他对毛主席生前要他修改好《孙子今译》这一重托的回应。１９８４年，他以８０高龄对原书再一次全面修改，当年出版后，他又照例送我一册。
每次我捧着他给我的书，就像捧着一颗炽热的心。化若同志是一个重情义的人。他一直没有忘记我这个学生和同学，每有新的收获，就让我和他共享。他一直记得我，一直想到我，使我非常感动。对于古代军事著作，到现在我也只是涉猎而未能入门，但化若同志的书给我的教益是多方面的。在他的书中，表现了对毛主席发自内心的崇敬，说毛主席对孙武子的论述“给我们作了一个批判吸收古代历史遗产和‘古为今用’的示范”。他始终保持着对历史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批判精神，很有说服力地抨击了“核武器会灭亡人类”的谬论。他坚持不懈地吸取新知识，研究新问题，对银雀山出土的竹简《孙子》，作了具体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化若同志是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他的革命精神和治学态度都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