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造坚固的基石——记中国投资银行的商业化改革 [复制链接]

第10版(经济生活·财贸)
专栏：

　　铸造坚固的基石
——记中国投资银行的商业化改革
土木
改革新课题
１９９５年１２月，一份紧急公函送到了国外某金融组织，其主要内容是中国投资银行决定放弃转贷该金融组织即将提供的一笔贷款。原因是经对贷款的成本和转贷条件进行分析论证，投行认为此笔贷款业务难以达到对资金成本和效益的基本要求。给钱不要，这种事情在投行前１３年作为专业银行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然而，１９９４年以来，走向商业化的投行对利用外资和发放贷款采取了积极、审慎的态度，笔笔都算效益帐，已多次进行了这样的选择。
中国投资银行成立于１９８１年，当时，神州大地已涌起改革开放的洪流，外资开始进入中国。为了用好世界银行的贷款，我国政府决定创建一家以办理世界银行工业信贷转贷业务为主的中间金融机构，中国投资银行应运而生。１９８６年，经国务院批准，投行成为国家对外筹措商业银行贷款和发行债券的十大窗口之一，逐步发展到以国际筹资为主的外汇专业银行，为我国利用外资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截至１９９３年底，投行先后从国外筹集中长期资金１７亿美元，支持了１３００多个项目的引进和建设，同时开展了流动资金贷款、担保、租赁及多项金融中介业务，累计上缴利税１２亿元。
１９９４年７月，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投资银行拉开了由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轨的序幕。体制改革后的投行成为建设银行全资附属的商业银行，独立法人地位不变，实行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将原来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外汇专业银行调整为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商业银行，探索出一条成功的改革之路，是转轨中的投行面临的新课题。
“金饭碗”消失了
市场竞争人为本，改制伊始投行就大刀阔斧地进行人事制度改革。
几位员工因超过上班时间２０分钟还在打扑克而受到严厉处分，其中一名在试用期的员工被解除了劳动合同。“动真格”的人事制度使危机感和紧迫感悄然出现在每位员工的心头。曾几何时，在银行工作被人羡慕地说成捧上“金饭碗”，而今，原来投行所有捧“金饭碗”的人都与银行签订了劳动合同，“金饭碗”消失了。
１９９５年，投行正式下发《关于在全行系统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的通知》，彻底破除了长期以来机关中固有的员工和干部的身份界限，从德、能、勤、绩四个方面，对员工进行统一考核，区别不同结果，分别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试岗、待岗和解除劳动合同；在此基础上，对高中级管理人员实行聘任制和目标管理责任制，定期聘任，逐级考核；实施工资改革，实行岗位津贴，将员工收入与工作实绩结合起来，做到易岗易薪；并在人才交流中心开立集体户口，疏通人员进出渠道，真正做到了员工能进能出。
构建商业银行体制框架
改制初期，投行的决策层就认为：要想成为真正的商业银行，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过去总行对分行只管业务，不管人事的松散状况，实施有效的管理，建立起强有力的统一法人体制。
依据集约型发展的原则，投行着手对原有的经营网络进行重新调整组建。在组织落实、机构落实、人员到位的前提下，投行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对分行领导班子调整２０次，调整面高达８０％以上，成功地组建了１６家区域分行，并以其所在中心城市重新命名；另外，撤并了数十家分支机构。
从１９９５年起，投行实行一级法人制度，总行对分行实行授权管理。从１９９６年起，除在全系统推行目标责任制管理外，投行对各分行进行评级考核，区别等级授权。这种评级授权每年一次，在动态管理过程中，全行逐步形成一种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强化内部监控体系，明确提出“建立稽核审计、纪检监察、法律法规和安全保卫互为补充的四位一体监控体系”的总体要求，充实力量，开展资产负债管理稽审、绕规模贷款和帐外经营稽审，对分行行长进行离任审计，并大胆推出突然审计，及时纠正违规。
存款立行效益兴行依法治行
在“搭框架”的同时，投行人的经营思想在逐步转变。１９９５年初的投行全国分行行长会议明确提出，全行要在思想观念上商业银行化。１９９５年７月１日，《商业银行法》的正式颁布实施适时地为投行人指明了方向，即树立“存款立行、效益兴行、依法治行”的思想，增强竞争意识、市场意识、管理意识，逐步从“重放轻收”、“重发展轻管理”、“重速度轻效益”等粗放式经营方式，转变到集约型、效益型、约束型的发展轨道。
在业务调整中，资产负债结构的调整被列为投行的“重头戏”。本文开头提到的例子，只是业务调整中的一个小“插曲”，这一举动不仅没有削弱投行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地位，相反却提高了该行的资信等级和谈判实力，亚洲开发银行的一位官员评价该行是“真正在用商业银行的模式搞经营的银行”。
在经营管理中，服务水平的提高成为投行常抓不懈的重要内容。投行的市场敏感度在逐渐提高。当共青团沈阳市委、市希望工程办公室向全市宣布，将要发行“爱心储蓄卡”时，投行沈阳分行立即组成了专项工作小组，与来自金融界的其他同行们开始了角逐，终于争得了市希望工程“爱心储蓄卡”的发行工作。
投行的竞争力在逐渐增强。１９９６年是历年来我国国债发行规模最大的一年，除定向国债外，投行参与了所有各期国债的发行，承销总额达２７亿元，圆满履行了国债一级自营商应尽的义务，而且在１９９６年记帐式（六）期国债发行中，成为承销团副主干事。
投行的商业化步伐在逐渐加快。当中国投资银行香港代表处挂牌开业时，也许普通人眼里看到的仅是投行多了一个海外机构，而大江南北的投行人则看到投行敞开了国际化的窗口。
经过两年的不懈努力，投行的体制改革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一个拥有１６个一级分行以及若干国内分支机构、在香港设有代表处的全新的网络格局已经基本形成。截至１９９６年１０月，投行的总资产由改制前的３８７亿元上升到了６００亿元，增长５５％；存款由１２２亿元上升至２７７亿元，增长１２７％，两年翻了一番；新发放固定资产贷款本金按期回收率和利息实收率均为１００％，新发放流动资金贷款的利息实收率人民币为９１％，外汇为９０％，累计对外还本付息３．４亿美元，维护了国家和投行的信誉。
经过两年的改革，一支机制全新的商业银行生力军正在崛起。（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