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历史的自我解剖和反思——日本“战后派文学”评介 [复制链接]

第11版(文艺评论)
专栏：文艺评论

　　民族历史的自我解剖和反思
——日本“战后派文学”评介
李德纯
岁月蹉跎，日本军国主义战败投降已逾半个世纪，与某些坚持错误立场的人相反，日本人民和有识之士对那场战争给予了认真的思考和严肃的反思，反映在文学创作上，则是战后派对长达半个世纪法西斯横暴镇压的批判锋芒。
在战后派作家中，野间宏无疑是应当首先被提及的。他在《真空地带》中，描写上等兵木谷被卷进军需官之间的贪赃枉法纠葛，并因反对战争成为思想犯，饱尝铁窗之苦，蒙冤遭贬后被驱赶到危厄迹象已彰的太平洋前线，控诉非人境况促成的日本法西斯军队的痈疽。梅崎春生的《太阳深处》，刻画了军国主义把人变成战争机器所产生的扭曲心理和畸形关系，对日军濒临疯狂的非理性兽类欲念的揭露纤毫毕见。他的《激烈摇摆的风筝》，对主人公辗转于太原、内蒙古、港台等中国战场的冷峻审视，在获悉换防东南亚送死，在军营自我毁灭，烘托他对军国主义的背叛意识。大冈升平的《野火》，描绘日军在菲律宾弹尽粮绝，自相残杀，哙啖自己同类身上肉的惨酷，折射出日军在无秩序境况下集体行为的残忍。以上小说令人不禁想起但丁《神曲》中的一段话：“我将引导你经历永劫之邦，在那里你可以听见绝望的呼声，看见受苦的灵魂。”
通过普通士兵的眼睛，近距离地描写军国主义崩溃前夕士兵思乡厌战情绪，使长期受法西斯政权片面宣传蒙蔽的公众了解事实真相，也是战后派关注并创作的一个热点。梅崎春生的《樱岛》，以日本投降前夕的九州南端的海军基地樱岛为舞台，用几名通信兵面对军事失利、内外交困的惶恐不安，戳穿了战前官方编造的神话，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同一作家的《太阳深处》再现了现在人们很难想象和理解的１９４５年春夏之交，由于日军节节失利所受到的震惊和随之而产生的绝望，说明日军并非“武运长久”和“战果辉煌”。大冈升平的《俘虏记》，通过普通士兵被俘后的心理反差和客观实际的落差，针砭长期禁锢日本民族魂和武士道“杀身成仁”的愚民政策，而让读者进入更高层次的思考。
把笔触深入到青年知识分子在法西斯肆虐岁月，身心经受摧残磨难，稿纸上流淌的是战后派作家心中的缕缕情丝和面对十字架的思考。野间宏的《阴暗的图画》，以“七七事变”前后的京都大学进步学生，积极参加地下活动被捕惨死狱中的经历，概括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坎坷命运。中村真一郎的《死亡的阴影下》，以上流社会的沙龙和社交生活为素材，通过对战前情感的逆向流动，倾吐充溢人们胸间的厚重沧桑感和忧患意识，使作品蒙上一层感时伤世的悲凉。埴谷雄高的《死灵》，描述青年学生在白色恐怖下参加进步活动的挫折与困惑，欢乐与痛苦，因充满痛苦更显得庄严。
饱含愤怒与沉痛反思，反映人们在战后初期坎坷崎岖生活道路上有气无力的挣扎，以及复员归来的旧军人在人生另一级台阶面前重定地位的艰难，其素材的语义表征和题材的精神蕴含，昭示着战争的刻痕难以被岁月的沉积所掩的寓意。展现在椎名麟三的《深夜的酒宴》中的文学天地，是东京近郊某个不被人注意的阴暗破败角落，透过辗转在生活底层的劳苦大众挣扎在战后初期贫困下的身影，勾勒出平民百姓承受战争浩劫的深重灾难。野间宏的《脸上的红月亮》，主人公北山从硝烟弥漫的战场回到疮痍满目的祖国，同一名战争未亡人邂逅，从她脸上的一块红斑，联想到东南亚战场的红月亮，从而回忆起在红月亮映照下的夜行军。一名二等兵奄奄一息，向北山求援遭到拒绝而骸抛荒野。战后，北山对此深感内疚，带着强烈的自审忏悔意识，主动熄灭了刚刚点燃起的爱情火焰。梅崎春生的《幻化》，主人公旧军人在激烈变化的战后生活中，不仅丝毫没有侥幸生还的喜悦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反而从战前的精神不平衡，竟然变成了精神病患者。
战后派通过亲身经历的某个阶段的一些活动，从一个侧面探讨在战场和监狱面临生死攸关时刻对人生价值的思考，具有鲜明的战后特色，故称战后派。他们在战后文学发展的特殊历史时刻，融进了自己对民族文化心理的冷峻思索和透视，在推动当时落后于时代的上层建筑向民主、和平转化，对遭受劫难之后的文学事业的复苏与振兴，起了不容低估的作用。同时，也应当指出，如果战后派能够摆脱单一价值取向和浅层的艺术思维，对那场战争作出政治、经济、道德、历史乃至文化和人性的综合把握，可能会更好地完成对人性的沉沦与升华、毁灭与重建过程的深度透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