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奋学习报国为民——记第四军医大学学员二大队 [复制链接]

第1版(要闻)
专栏：

　　发奋学习报国为民
——记第四军医大学学员二大队
新华社记者曹智张东波新华社通讯员贺治乾本报记者张严
１９８２年７月１１日，古城西安。军校大学生张华，为抢救一位落入粪池的老农，将生命永远留在了２４岁的年轮上。
他那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精神震撼了全国，成为亿万青年的楷模。
叶剑英元帅闻悉张华的事迹后，为他题词：“新一代的理想之歌”。
１４年间，张华生前所在的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学员二大队的莘莘学子们，用青春和汗水谱写着一曲曲“发奋学习、报国为民”的壮美乐章，向祖国和人民交出了一份份合格答卷。
数百张奖状，４７个第一。为了民族的振兴、祖国的荣誉，学员们刻苦学习、勇攀高峰。他们说：没有过硬的专业本领，就不配作张华的战友
二大队那间会议室兼作荣誉室的墙上，挂满了各式各样的奖状。它们是四届学员们在一次次全校、全省、全军、全国乃至国际性的各种竞赛中夺得的。
大队领导说，“奖状太多，有数百张，挂不下。总共４７个第一。”
奖状挂满了墙，学员们用汗水凝成的赤诚也写满了拼搏的征程。
１９９２年７月３０日晚，中央电视台演播中心。“八一杯”全军青年知识竞赛电视公开赛的现场直播开始。二大队学员于洋作为总后代表队的场上队长、主答手，静静地坐在竞赛台上。在总后代表队里，有国防大学毕业专修中共党史的博士，还有许多经验丰富的专业教师。年龄最轻、资历最浅的于洋明白，他要对自己下达的每一个口令、说出的每一个字负全部的责任。
紧张的竞争，激烈的抢答，于洋不负众望。总后代表队以出色的表现获得了电视公开赛第一名，于洋被评为“全军优秀选手”。
走出演播中心，于洋感到了一阵轻松。然而因为竞赛而耽搁的功课，又像重担一样压在了肩上。
学校决定，因参赛耽搁的三门功课可以免考。但于洋找到了队领导，坚决要求补考。
紧张补习后，三门功课考试都取得了９０分以上的好成绩。
“没有过硬的专业本领，就不配作张华的战友。”于洋永远忘不了刚入校时的那一幕：新学员到张华烈士纪念碑前吊唁时，哀乐奏响了，过路的人们和附近忙碌的小商贩，自发地围拢到一起，肃立在哀乐声中。一个逝去了多年的生命，为什么仍受到这么多素不相识的人们的敬重，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到底是什么？从那一道道虔诚的目光中，在那一张张肃穆的面孔上，于洋找到了答案：大学生的价值在于奉献。
１９９５年７月，于洋作为优等生毕业，５０门功课平均成绩８９分，其中３３门单科成绩在９０分以上。
和于洋一样，每一位二大队学员都在张华牺牲的地方，得到人生价值的启示，找到了人生新的起点。
朝鲜族姑娘林丽红，刚入校时汉语说不流利。第一次课堂测试，她只得了６０分。要强的姑娘心里很不是滋味。她决心首先攻克语言关，汉语、英语和日语同时学。
“每当走过张华烈士纪念碑，一种使命感、一种责任感总是占满我思维和情感的全部空间。”林丽红说，“作为一名军校大学生，一定要胸怀大志，为民族的发展学知识、成大器。”
１９９３年５月，规模空前的国际非专业日语翻译大赛分别在中国、美国、韩国和日本举行。中国赛区有１８５０多名选手参赛，而且大多是博士、硕士，有的还是留学日本的专家、教授，竞争异常激烈。作为中国军校女大学生选手，林丽红“过关斩将”战胜所有对手，一举夺得中国赛区唯一的特等奖。
在应邀赴日本参加颁奖大会上，林丽红代表获奖者发言。她那流利、娴熟、纯正的日语像一串串优美的音符，在座无虚席的大厅里飘荡。话音落下，掌声四起。大赛评委会主席汤美代子竖起大拇指：“中国大学生如此优秀，了不起，了不起！”
了不起的不仅仅是于洋，不仅仅是林丽红……
翻开二大队队志，上面记录着这样的数字：
三届毕业学员成绩名列各大队之首，９８４名学员中，１１８人考上博士研究生，２８９人考上硕士研究生。四届学员先后在国内外专业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２５００多篇，获得国家和军队三等奖以上的科技成果３３０多项。
３５岁的博士生导师，３１岁的研究所所长。一个异邦采花酿蜜中华，一个扎根故土枝繁叶茂。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心声：个人事业发展的航程，只有在祖国才能找到理想航线
１９９３年４月的一天，日本京都大学。当一位年轻的中国学者双手拄着拐杖，拖着用石膏固定的右腿来到答辩会场时，主持答辩会的日本教授们投来惊异的目光。
就在一个月前，这个名叫李云庆的中国人在一场车祸中，右小腿胫骨、腓骨和右侧胸部第二、三、四根肋骨骨折。
李云庆，这位留学一年半就在国际著名的神经学国际期刊上发表１４篇论文，被日本专家誉为“肩负２１世纪中国解剖学界历史使命”的学者，本来可以顺顺当当地完成博士学位论文答辩，按期于３月回国，然而现在他……
躺在病床上，李云庆提出要回国。日本导师告诉他如果留在日本可以为他继续治疗和支付奖学金，保证他的工作和学习。一些前来探视的中国留学生也劝他向日方索赔，让妻儿来日本照料他的生活。
“回国，还是留在日本？”李云庆想起了１９７９年那个秋天走进四医大校园时的雄心大志，想起了同学张华，想起了为他出国深造而四处奔波头发花白的老教授……他说，“个人事业发展的航程，只有在祖国才能找到理想的航线。只要我还活着，挪也要挪回国。”
答辩会上，李云庆从容镇定，用英语、日语流利地回答了教授们一个个近乎挑剔、苛刻的提问。博士论文答辩顺利通过了。他成了日本京都大学近百年历史上第三个只用一年半的时间就拿到博士文凭的人。
４月２２日，李云庆出院才３天，就义无反顾地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登上了回国的飞机。
今天，３５岁的李云庆已是我国医学解剖学界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并担任了第四军医大学解剖学教研室主任。
和李云庆一样，留学英国并在胰岛细胞移植上取得突出成绩的宋振顺回来了；在国际上率先提出肝癌细胞在凋亡过程中产生死亡蛋白不但具有“自杀”作用、还可能有“它杀”功能假说的张晓东回来了……
从二大队毕业的８４名出国留学或参观访问期满的人员全部回来了。采花于异邦，酿蜜在中华，他们的根已深深植在了祖国的热土。
３３岁的医学博士、副教授阎小君没有出过国。他研究的基因诊断新技术是当今世界最先进的医学诊断方法。阎小君说：我要用行动证明，在祖国这片沃土上同样能创造出令世界瞩目的成就。
年轻的阎小君，在我国著名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家苏成芝教授的指导下，开始艰辛的创业历程。
１９９３年初，他在全国率先提出全自动基因诊断专家系统等一系列新思路，并已开始了自己的研究工作；他运用基因放大技术为肝炎病毒、肠道传染病、性病和战伤细菌等疾病提供了一个新的重要检测手段；他研究出了用于癌基因、抑癌基因、肿瘤转移抑制基因等检测的高新技术成果。
１９９４年盛夏，总后勤部决定全军基因诊断技术研究所设在第四军医大学。年仅３１岁的阎小君出任这所全国唯一的基因诊断研究所的所长。研究所成立大会上，阎小君的发言掷地有声：“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中国人能够全部用上自己研制生产的基因诊断设备和试剂。”
万事开头难。没有办公地点，阎小君临时借了几间房子；没有桌椅，他从别的办公室里找来废弃不用的；没有资金，阎小君四处筹措了１８万元作为启动资金；没有试剂，他们找上西安交通大学、西安仪表厂联合研制。
数百个忙碌的日夜，数百次的失败，阎小君和同事们成功了。
１９９５年，研究所研制的基因扩增仪被总后卫生部列入全军装备项目。
紧接着，阎小君和同事们研制的全自动基因诊断专家系统第一台样机问世了。
阎小君说，到明年上半年专家系统就能够定型。设备和试剂批量生产后，我国的基因诊断技术水平就能够位居于世界前沿。
在人民军队医疗科研教学的许多单位，都能看到二大队毕业学员活跃的身影。他们中间已有２４０余人担任了医学不同专业的学术或学科带头人，３００余人成为正副教授或业务骨干，３００余人次荣立一、二、三等功。
军中白衣天使的心里：患者满意就是最高奖赏
一届又一届的二大队学员以张华为榜样，用心血浇灌、培育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灿烂之花。华山脚下，郜发宝博士和他的战友们，为救助一位素不相识的车祸受伤者，中断旅游而四处奔波；黑龙江边，回家度假的金海龙连续七昼夜，战斗在抗洪救灾的第一线；中国民航的飞机上，陈景斌为突发急症的英国老人解除病情；西安儿童福利院，二大队学员们六年如一日，为孤残儿童洗衣、理发、治病，教他们学文化、学唱歌，用真情温暖着一颗颗渴望阳光的心灵……
二大队学员们走向哪里，就将文明的春风传播到哪里。
１９９２年１１月７日深夜，位于毛乌素沙漠边沿的陕西省神木县，寒风肆虐，大雪纷飞。县医院那孔用作抢救室的窑洞还亮着灯光。第四军医大学赴神木县医疗队队长、张华生前同学、西京医院儿科主治医师张笑飞和他的战友们正在紧张地忙碌着。
六个小时前，一位青年农民冒着风雪，怀抱出生仅三天的儿子贺程，赶了几十里山路，雪人似的跌跌撞撞来到医院。
经过检查，婴儿被确诊为新生儿硬肿症。这种病在西北地区发病率高，治愈率低。在神木县，还没有救活过一例这样的患儿。
抢救进行到第四天时，小贺程硬肿症又合并肺出血。肺泡出血以及炎症带来的血痰，把他的小脸憋得青紫。急需吸痰器马上吸痰，可是县医院没有这种设备。
小贺程的父亲急得搓手跺脚，长嘘短叹。参与抢救的医生护士们也面面相觑。
只见张笑飞弯下了身，嘴对嘴地给婴儿吸起了痰。一口、两口、三口……整整三天，小贺程得救了。
站在窗外看到这一幕，贺程６０岁的奶奶扑通跪倒在雪地里，泪流满面：“恩人，恩人哪！”
被救治的何止一个小贺程，神木县的乡乡村村、沟沟岔岔，都留下了张笑飞和队友们的足迹。他们成功地抢救了３０多例危重病人，门诊病房接诊和翻山越岭出诊医治病号达８００多例。
１９９５年１１月的一天，西京医院小儿科收到了一例患“肺不张”的三胞胎婴儿。在国内，这类病婴的死亡率高达９０％以上。
抢救持续了三天三夜。第四天，婴儿的病情刚刚稳定，一直没合眼的张笑飞想回家睡上一觉。这时，一个噩耗传来：母亲在安徽老家病逝。
向医护人员交待好工作后，张笑飞匆匆赶回了老家。
身在安徽，张笑飞仍然惦记着远在西安的三胞胎，想着她们可爱的小模样。他想：“我已失去了母亲，不能再让另一位母亲失去孩子！”
征得父亲同意，母亲的丧事提前办理。当日，他就踏上归队的列车……
三胞胎安全出院了。张笑飞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青春的答卷写在边疆和基层。９８４颗无悔的心道出一个共同的信念：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奉献青春年华
每逢毕业，红彤彤的志愿书总是贴满了二大队宿舍楼的整个墙壁。“到基层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成为最动人的旋律。从１９８４年到１９９５年，９８４名毕业学员，百分之百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百分之百服从组织分配。
事隔多年，大队长李尔青仍然记得这样一张志愿书：一幅中国地图上，两支红色箭头由西安直指新疆和西藏。落款：“坚决要求去边疆！——８４级毕业学员刘斌。”
刘斌如愿以偿，来到了世界屋脊西藏高原。可是严重的高原反应，使刘斌一连好几个月饭吃不香，觉也睡不好，手指甲发黑。
五个月后的一天，林芝军分区某边防连指导员张霜林，因患高原肺水肿、高原脑水肿住进了医院。
医院人手少，刘斌主动承担了治疗任务。两天两夜守候在急救室，本来就不太适应高原环境的他，脸色变得更加苍白，连呼吸也很困难。
看到刘斌痛苦的样子，同事们劝他赶紧回去休息。
这位平时很随和的小伙子此时却执拗起来：“驻守边防一线的战友们比我们更苦，付出的更多，他们如果因为有病得不到及时治疗而倒下，就是我的失职，我将一辈子愧对他们。”
张指导员被救过来了，刘斌却累倒了。
如今，刘斌的名字，在拉萨、在边防军营到处流传。战友们视他为“生命的保护神”，藏族同胞们称他为飞来的吉祥鸟。
在西藏五年，刘斌克服了种种困难，成功救治高血压、脑溢血、肺心病、高原昏迷、高原肺水肿等多例危重病人，治愈８００多例各类疾病患者。他主研或参研的三个课题，都获得了军队科技进步奖。其中对高原性窦房结构功能低下症研究的成果，还被录入１９９４年《中国内科年鉴》。
在茫茫大漠，在雪域高原，在人迹罕至的边防海岛，都有二大队学员救死扶伤、辛勤工作的身影。１０４名热血男儿，扎根海边防的基层部队，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奉献青春年华。
１９８９年深秋，云南高原西双版纳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里，闯入了一支奇特的“探险队”。空军某研究所将要在这里展开为期三天的亚热带丛林救生和生存实验。
按试验要求，二大队毕业学员费伊和他的两位同事每人只带了够吃两顿的压缩饼干，在茫茫林海里，他们将独自生存７２小时。
一天，两天，三天……
实验小组没吃一口规定内的压缩饼干，完全靠觅食生存了下来。
当他们摇摇晃晃地走出森林时，迎候的人们惊呆了。三天的时间，高高大大、壮壮实实的大小伙子们已变得黑瘦虚弱了。经受了生与死的考验，他们终于摸索出一整套飞行员丛林生存方法。
为填补我军航空救生装备研制方面的空白，提高飞行员遇险后的野外生存能力，费伊不畏艰险，亲身经历了许多像这样富有传奇色彩的“丛林历险记”、“冰雪历险记”、“高空历险记”。
有人问费伊，“你是学医的，为什么要去搞救生装备试验呢？”
费伊平静地回答：“部队的需要就是我的选择，如果能够把我所学的知识全部用在了部队现代化建设上，干什么都行。”
…………
把所学的知识奉献给民族振兴的伟大事业。费伊做到了，刘斌做到了，李云庆做到了，阎小君做到了，二大队９８４名毕业学员们都做到了。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未来。（附图片）
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二大队学员多年来坚持照顾驻地敬老院老人。图为学员们和敬老院的老人共庆九九重阳节。
杨志勇摄（新华社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