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广街道托儿站，解决妇女参加生产的困难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推广街道托儿站，解决妇女参加生产的困难
李镜
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进展，广大妇女积极参加了生产和各种建设工作，原来能够自己抚养孩子的，现在不能自己抚养了。为适应这种形势，几年来许多工厂、机关、团体和各种职业妇女托儿所有了迅速的发展。如以一九四九年十二月的托儿所总数为一百，到今年四月底已发展到一千三百以上。这些托儿组织确实为一部分女职工解除了很大困难，使她们得以安心生产，安心工作。但是这些托儿组织还远远赶不上实际的需要。每月、每季要求入所的孩子，远远超过现有托儿所的容量。
由于孩子问题得不到解决，许多母亲在工作时间只得把孩子锁在家里任其哭闹，或带到工作地方，或任其在马路上乱跑。这种情形，不能不影响到孩子的安全和母亲的工作。
怎么办呢？最好的办法就是组织街道托儿站。一九五二年以来，全国二十二个大中城市举办了四百二十个街道托儿站。这种托儿站费用极小，每个孩子一般只需要每月缴纳数万元。回家吃饭的，每月只缴数千元。这样，许多找不到托儿所的孩子就有了寄托处，使母亲们得以安心生产和工作。天津市人民银行女职员魏莲杰，在孩子入了托儿站以后，她在点钞票中创造了该行的最高纪录，受到三次表扬。重庆五○一厂化验室化验员刘冰如过去每逢值夜班以后，由于孩子在家吵闹，得不到充分休息，以致值班时精神不好，工作效率很低。孩子入了托儿站以后，她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南京市栅栏门居民委员会辖区内有三十多家被救济户，在托儿站成立以后，母亲们参加了生产，增加了收入，就不再需要救济了。北京市有二百多位参加托儿站工作的家庭妇女，都因参加集体的事业而提高了政治认识和思想觉悟，并且渐渐地有了保育工作的业务知识，受到了母亲们和家长们的欢迎。
可是一提起托儿工作，仍然有些人会说：“国家将来总是要办的。”因此他们抱着消极等待的态度。这种态度是错误的。国家将来会越来越多地照顾托儿工作，但目前必须集中力量进行工业建设，很难更多地照顾托儿工作。还有人想：“要办就要办得像样点。”这也是不切实际的。要求把托儿站办得完美，合乎理想，是好的愿望，但我们必须量力而行，一步一步地走，不能脱离实际去空想。现在我们举办的托儿站虽然简陋一些，但却可以使眼前的问题得到初步解决。想要一开始就设备完善，
“标准化”，实际办不到。所以必须肯定：街道托儿站是解决母亲们参加生产、参加工作之后带孩子问题的实际而有效的办法，因此也就应该积极提倡和推广。
天津市三区元福里托儿站，开始时是由妇女代表会委员和居民小组长们根据母亲的需要，组织了筹备委员会，通过各种机会、各种组织向群众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得到了群众的支持，顺利地解决了托儿站的许多问题：找到了一间堆杂物的房间，由妇女代表和房主协商，房主同意无代价借给托儿站。房子潮湿，没有窗户，群众中的泥水工人、电灯工人就自动地把房子粉刷过，开了窗户，结果变成了一间明亮而整洁的房子。为建立这个托儿站，有的老大娘把自己用不着的铺板、炉子、铁锅等借了出来；有的老大娘送来了小碗、筷子。有的把盛油盐的瓶子、罐子也送给了托儿站。附近的一位医生自愿给孩子们检查身体，负责托儿站的卫生工作。有些家务轻、孩子少的妇女积极分子报名做了托儿站的保育员。孩子们再自带一些日用的小东西。就这样，一个托儿站在群众积极支持下成立起来了。这可以代表天津市和一般城市托儿站成立的情况。
根据各地经验，要顺利地举办托儿站和把托儿站办好，总的原则是依靠家长、依靠群众和依靠街道积极分子。
托儿站的领导问题，许多地区是组织“托儿站管理委员会”解决的。其成员一般都是街道积极分子、居民委员、街妇女代表、妈妈代表、保育员代表等。另外，市、区妇联会通过基层妇女组织给以应有的协助；政府卫生部门、教育部门则给以一定的业务指导。托儿站的房子问题，不少地方是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向群众借或者租。重庆、南京等地就曾经借用了读报组、识字班、群众夜校等的空房子，或借用、租用了居民的空房、厅堂、走廊、汽车间以及庙宇、祠堂等。托儿站的设备，不少地方的经验也是在群众自觉自愿的原则下进行捐助、筹借、互助解决，不足的再逐渐购置。其他如寄托办法、收费标准等，根据母亲的实际情况决定。
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第一次全国妇幼福利工作会议确定：保育工作必须为生产服务，面向广大劳动妇女，发挥各阶层群众的智慧，运用群众的力量，以多种多样的形式来满足群众的要求。街道托儿站的举办，正是贯彻了这种精神的。各地妇女组织和其他有关部门应该重视街道托儿站的推广工作，注意总结和交流经验，使工作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