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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的学校为工农子弟打开了大门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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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0 发表于: 1954-07-01
第2版()
专栏:

新中国的学校为工农子弟打开了大门
梦想成为现实
虽然考试十分紧张,陈树兰还是挤出时间阅读了宪法草案。她说:“宪法草案记载了我们革命胜利的成果,反映了广大人民建设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共同愿望。我们青年的前途是多么光明灿烂啊!”
陈树兰回忆说:我年纪小的时候,爹娘心疼我,省吃省穿让我读了三年小学,以后就再也上不起学了。十三岁就进了重庆沙市纱厂做工,每天从早到晚两头不亮地站在机器旁,连脚都站肿了。只要稍不留神,工头就用纱管、铜管打你,打得你头上连起血泡。再不,就把围裙一夺,叫你滚蛋。可是现在呢?国家保护儿童,工厂里再也没有十二、三岁的童工了。每逢星期天,当我看到一队队围着红领巾的少年儿童,愉快地到公园或少年宫去度他们的假日时,我真为他们感到幸福和自豪。
宪法草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特别使她感到温暖。解放以后,她在生产上的劲头大大提高了,她和小组的姐妹们虚心学习了郝建秀工作法,创造了落纱工作法,给国家积累了一点儿财富,国家便给了她全国纺织工业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现在,党又把她送到中国人民大学来学习。在学习中,她因文化水平低,困难很多,党又不断鼓励她、帮助她,在短短的两年内,把她从初小程度提高到高中程度。现在,她即将升入大学本科了。她说:这一切在解放前,那真是梦想,真是神话啊!我一定要好好学习,掌握科学技术,早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以尽自己最大的一份力量。
姜万寿的自述
姜万寿生长在山东的一个农村里,因为家穷,祖父和父亲都没有念过书。他父亲东借西凑,好不容易给姜万寿入了学。后来穷困生活逼得他失学了。十八岁上他流浪到东北,好歹才找到一家服装店当学徒。晚上,在工作完了之后,他总爱拿起笔来在纸上练习写字。有一次正当他练字的时候,掌柜走过来了,恶声地问道:“你干什么?”姜万寿吓得不敢说练习写字,只好撒谎:“我给家写一封信。”
头一次这样侥幸混过去了。很快,第二次又被掌柜的看见了,他知道已经无法再隐瞒,就承认了:“我练习练习字。”果然,掌柜的发了雷霆:“你写它干啥,没有用!”姜万寿没有理会他。于是,他又第三次练字。这次,掌柜的不容分说,就揍了他一顿。不久,借口活计不多,就把他一脚踢开了。就这样姜万寿被剥夺了学习的权利。
解放后姜万寿由一个工人提拔为股长,以后又由科长提拔为副厂长。工作需要他有较高的文化程度。去年十月,工厂方面让姜万寿去投考工农速成中学。这使他高兴极了,心里乐得像开了花,当天夜里半宿没睡着觉。四十三岁的姜万寿从这时开始了正规的学习生活。
宪法草案公布后,姜万寿激动地说:“在旧社会处处都要挨揍的工人,现在可以上大学了。我一定争取全部功课达到五分的优秀成绩,来迎接新中国第一个宪法的诞生。”
工人上了大学
霍满宦原是鞍山钢铁公司机械总厂的木型工人。他说:我对宪法草案中的第九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国家设立并且逐步扩大各种学校和其他文化教育机关,以保证公民享受这种权利”特别感到亲切。祖国像慈母般地关怀着青年一代的成长。
霍满宦是一个贫农的儿子。在伪满时期,他曾念过几年书。他在回忆中说:“那时念书好不容易。我家地无一垄,父亲又是双目半失明;租来的两三亩地得靠全家老少一齐侍弄。家里没有米吃,我只好饿着肚子去上学。说是上学,实际上只是在学校里混罢了;我三天两头的缺课,因为我必须把家庭的生活重担担负起来。天一亮,我就顶着露水去卖小工,回家时往往天已漆黑。后来,上不起学了,就当了学徒。”
鞍山解放后不久,工厂里成立文化业余学校。霍满宦也就参加了文化学习。后来他又进了干部学校,学完了高中二年的课程。去年,他进了东北工学院,在党的帮助下,他的七门功课全得了五分。
霍满宦在学习宪法草案后表示:我要更好地进行学习,使自己成为祖国的建设者。放猪娃的新生命
宪法草案中关于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的规定,使文艺战士高玉宝受到很大的感动。他说:“在旧社会里,死了都没有人管,学习更谈不到了。”
当他小的时候,哭着要去读书,因为家中没有钱,父母没法让他进学校。学校的周先生是个善良的人,免费允许他去求学。谁想到才读了一个多月书,被汉奸保长周长安看见了,就逼着他的父亲要税钱。父亲没有钱给,周长安凶狠地说:“这是公事,不给钱可不行,要是真没有钱,就叫玉宝给我放猪去。”父母没有办法,只得叫玉宝给保长去放猪。就这样高玉宝就失学了。
穷孩子在旧社会里不但不能读书,就是去学校看看老师都不行。有一天高玉宝赶猪顺便去学校看老师,一进门保长用棒子狠狠地打他,还一边咬牙切齿地骂:“这地方也是你们穷小子来的,快滚出去!我再看你到学校来玩,就打断你的腿!”
东北解放后,高玉宝参加了人民解放军,他一面随着部队转战各地,一面利用行军中的空隙进行学习。从那个时候开始,高玉宝才真正开始读书。高玉宝说:我小时候,因为生活太坏,到部队时还满身是病,可是,组织方面给我治病,行军的时候,同志们替我背背包,住下来时,同志们叫我睡热炕;我小时候不能读书,首长和同志们在行军作战的空隙中,还教我学文化;特别是我开始写书后,首长们为了培养我,还叫同志在百忙中来帮助我。在旧社会里,青年人不能学习,孩子们不能读书,可是现在,上学校成为我们每个公民的权利了。国家将逐步地创造条件保证我们这个权利,这难道不是我们青年人的一件大喜事么?国家对我们青年人这么关怀,我一定要不断提高政治、文化水平,以便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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