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和信用 [复制链接]

第9版(读者之友)
专栏：

　　信任和信用
成伯清，１９９３年在南开大学社会学系获硕士学位。现为南京大学社会学系讲师，在职博士生。著有《科学中的理论选择》、《孔子与苏格拉底的文化差别》、《意义与对话》等论文及专著。
李顺生朋友：
诚实、守信，在如今，似乎越来越被人们视为“传统”的美德，不合时宜了。仿佛只要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就可以不择手段地随意追求自己向往的一切。在这样的情形下，研究信任和信用的问题，似乎有点儿不合“市场规律”了。
追求经济效益与恪守道德原则，在很多人看来，难以两全。有的经济学家认为，市场与非经济的伦理行为准则是不相协调的，道德伦理不仅不会增进而且还会有损于企业的经营目标。这种观点，是建立在对市场机制的乐观主义假定之上，即认为市场机制能够自动协调经济行为，维持经济运行的效率与秩序。社会学家的观点则认为，一定程度的社会整合是一个社会得以维持秩序的必要条件。社会整合条件下的社会个体不再是完全从个人利益出发的个体，而是社会规范和价值观念的服从者和体现者。在社会大部分个体遵从社会规范的同时，个体的自身利益也得到较好实现。
对于共同规范的遵从，无疑提高了人们行为的可预期性，使整个社会能运行顺畅，包括经济领域。从这个意义上说，调节人们行为的社会规范是一种极为重要的社会公共资本，由此，经济资本方能高效地增值。社会学家一贯认为，经济只是社会生活的一个有机部分，经济领域的秩序与效率仰赖于整个社会的规范结构。这里所谓的规范，不仅指明确的经济法规，还包括其他社会规范的内容，如道德与伦理。前者是市场机制的组成部分，后者则涉及整个社会的公共意义资源。这种思想在当代经济学中亦有所体现，一些经济学家指出，信任降低了“交易成本”，而信任和社会整合的缺乏，是经济增长的障碍。这种思想打破了传统的市场均衡的机械论模型，市场不再只是纯粹理性的经济行为主体们活动的一个独立领域，而是更大的社会有机组成部分；社会的道德伦理资源会成为市场经济的加速器，将与规范化的市场机制一起推动经济发展。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现代市场经济就是建立在信任与信用之上的，市场交换不仅仅是商品交换，更是信任与信用的交换。
当前，完善和确立市场机制已经取得了全社会的共识，并且在建立和健全各种经济法规、营造经济行为主体方面已取得很大的进展。但是我们也应看到，缺乏信任和信用的现象在我们生活中并不鲜见。各种假冒伪劣产品夺走了人们对厂家和商家的信任，使人们在丰富多彩而又鱼目混珠的商品面前多了犹疑和无措，甚至出现真品打不过伪品的怪现象，厂家和消费者成为直接受害者。一些消费者利用商家“不满意就退货”的承诺，既“满意”地使用了商品又要回了货款。其他稀奇古怪的坑蒙拐骗花样，更是不胜枚举。由此不难看出，我们社会中的许多经济行为，步入所谓纯粹功利性的误区。而这些，已经超出了纯经济的范畴，仅凭经济法规是难以彻底解决的。
中国有着悠久的“诚信为本”的传统。但我们要注意到，人与人交往中的相互信任，大都建立在家族，至少是熟人的圈子之内。显然，这种信任只限于“知根知底”的狭小范围。这种信用模式，无疑束缚了大规模、远距离的交易往来。
改革以前，我们社会的信任主要是建立在单位约束的基础上，这从单位开具的“介绍信”的效力中不难看出。出示一张介绍信，就表明你是有单位的，我们可以信任你，即便你欺骗了我们，我们可以找你的单位，要求你的单位负责。而单位确实又应为所属者的行为负责，因为所属者的一切都受控于单位。而改革以后，不仅单位的形式多样化了，连单位同个人之间的关系的性质也变了。依靠单位的纽带来维持以往的信任模式，也就不太可靠了。
由此可以看出，信任不仅仅是一种心态的问题，更重要的是需要相应的社会机制来予以维持和强化。这种机制的原理应当非常简单，即守信者得到酬赏，失信者受到惩罚。不过，在社会经济交往日益频繁和短暂化的今天，要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首先，我们不能通过垂直设置的行政机构来完成这种机制，因为这种设置只能收一时之效。其次，地方保护主义依然盛行，维持信任的社会机制应正面利用地方利益的驱动作用，一个地方守信则受益，反之则受到制裁。这样，地方就会增强自我约束和自我监督。再次，政府有关部门应当着力于加强对于一些中介性和行业性机构的管理，而且这种管理应只限于保持它们的公正性和权威性。最后，各种民间自治组织应在信任和信用的维持中起中坚作用。市场经济需要各种致力于社会自我管理的组织的支撑。
现在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明白，解决社会问题，单是诉诸道德说教，或者仰仗公众的良心发现，不可能奏效。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而忽视道德和良心的作用。在努力完善信任和信用社会机制的同时，我们应该加快适合于新时代的道德和良心的建设，使之成为经济健康发展可以汲取动力的源泉。（成伯清）（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