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仆意识的错位——少数领导干部傍“大款”现象透视 [复制链接]

第11版(党的生活)
专栏：

　　公仆意识的错位
——少数领导干部傍“大款”现象透视
本报记者崔士鑫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人们把一部分“巨富”的人称为“大款”，把亲近“大款”、有意无意地得到一定好处的行为，叫作“傍‘大款’”。
在一般情况下，与这些人交交朋友、增进了解，无可指责。然而，如果作为领导干部，与“大款”们的接触过于频繁，与“大款”们的关系太过亲密，甚至在幕后进行一些权钱交易，就不是一种正常现象了。近几年，一些“大款”因从事违法犯罪活动而“翻船”，从中发现有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因傍“大款”而走上违法犯罪道路，既毁了干部本身，也使党的形象在群众中受到损害。
人民的公仆：却热衷为少数“大款”服务
发生在江苏无锡的新兴实业公司特大非法集资案，人们记忆犹新。而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该案的第一号人物——新兴公司的法人代表、总经理邓斌。这个变压器厂的绕线女工，发迹之后，竟然能有４６名县处级以上干部为她进行非法集资活动摇旗呐喊，奔走助阵。
邓斌在一些人眼里，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款”。她靠骗取得来的钱财，穷奢极侈，挥霍无度：她乘坐的是花８０多万元买来的“奔驰”轿车，轿车的牌照号是用重金买来的“吉祥”数字“８８８８”；她共有５套住宅，常住处有７室３厅，家中有空调９台、彩电７台、金银首饰２３５件，平常的送礼一出手就是１万元……
因此，就有不少领导干部与她傍在一起，包括像无锡市检察院原检察长高振家这样地方上的大人物。邓斌要买车，他便马上行动，东奔西跑，很快为邓斌开来进口的面包车和一辆“皇冠”；邓斌要自己的车畅行无阻，高便给她办了检察院的牌照和行驶证；邓斌要他为公司介绍集资，高振家便动员全家上阵，为邓筹资２４７０万元；邓斌这位“大款”，成了检察长家里常来常往的座上宾。
自然，在傍邓斌这位“大款”的队伍里，像高振家这样的领导干部并不只他一个。在新兴公司的每一次庆典活动中，都有党政机关的领导前去捧场，不少人还欣然应聘为新兴公司的“顾问”。
无独有偶，在引人注目的南京金中富国际期货交易有限公司期货诈骗案中，也有一位傍上“大款”、丢弃了原则的领导干部。南京市原副市长钟裕辉，本来是率招商团到香港招商的，尽管当时“金中富”事件已闹得满城风雨，尽管别人已建议他这时不宜接受“金中富”在香港总部的经理、副经理的邀请，但对有钱的“大款”，自然不肯放过。这位副市长不顾外事活动纪律，“单刀赴宴”，参加了这两位“大款”为他举行的晚宴。于是一切“误会”、“不快”都消融于觥筹交错之中了。“大款”也不负所望，先后为钟送上了２０万元港币和一块价值１０多万港币的“劳力士”表。回到南京后，钟裕辉就尽心尽力地为“大款”办事，不惜违反国家的有关规定。傍“大款”傍得可谓主动。
“傍”者，主动靠近，以他人为主之意。有的领导干部只是主动接近“大款”，有的领导干部则是完全失去了独立的人格，由公仆沦为“大款”的奴仆。原无锡市郊区会龙实业总公司总经理谈根发，因有邓斌这个“大款”作靠山，就也有了被傍的资格。不但有高振家检察长常到公司里喝酒、玩牌、搓麻、赌钱，一次酒席宴上，他更趁着酒兴向“哥儿们”显摆他与无锡市副市长丁浩兴的关系：“我要他１５分钟到这里来，他不敢１６分钟到。”说罢，即拿起“大哥大”，把电话打到丁宅。果然，１４分钟左右，这位副市长就颠颠儿地跑来了。
还有更多的傍“大款”的领导干部可能尚未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但是他们对“大款”总是从骨子里透着亲切。过年过节，总爱与私营老板、企业主、包工头聚首寒暄；出差开会，愿意与“大款”结伴同行；办公室或私宅的大门，时刻都对“大款”们敞开，“大款”成了那里的常客；甚至领导班子的民主生活会、政治学习例会可以不参加，而对“大款”举办的宴会、舞会、庆典，却是有请必到，从不耽误。群众讥讽说：“现在当官的都爱交有钱的朋友，这些公仆离我们是越来越远了。”
人民赋予的权力：却成了个人致富“筹码”
为什么一些作为人民公仆的领导干部热衷于傍“大款”？
答案很简单，可以从“大款”那里得到物质上的好处。
而作为被傍的“大款”，深知在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的情况下，只有以权力作靠山，才能财源滚滚，大发特发，所以一些“感情投资”就必不可少，因此也愿意被傍。“小投入”可以有“大产出”。
显然，领导干部傍“大款”，极易滋生权钱交易。不管傍的程度怎样，拿人的手短，吃人的嘴软，办起事来，就会身不由己，甚至对“大款”言听计从，有求必应，有的即使是违犯党纪国法也在所不惜，进而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近几年，不少受到党纪国法惩处的领导干部，就是由傍“大款”开始，随之拿手中的权力与“大款”们作交易，个人捞取好处，最后东窗事发，成为人民的罪人。
广东清远市佛冈县县长廖添财，与一些包工头交上了朋友，和其中的一个包工头邱某关系更是非同一般：他竟然能在麻将桌上，当着一位副县长和另一位个体老板的面，收受邱某的３０００元贿赂，答应把自己原来乘坐的进口轿车低价卖给邱某。
湖南衡阳市原建委副主任、人防办主任蒋祖林，与一位装饰公司的经理由相识到相知，后来发展到以“兄弟”相称的地步。他把一项工程招标的情况向这位“哥们儿”坦诚相告，他的这位“兄弟”则送去１００００元表示谢意，而且通过这位“兄弟”的关系，另一位公司的老板也用１５０００元，从蒋祖林手里“买”到了他希望得到的工程项目。
四川遂宁市医药局原局长喻开成，也有一个钱包很鼓的“铁哥们儿”，这位“铁哥们儿”靠他的关系，短短两三年内，就赚了１００多万元；而喻开成则靠这位“大款”朋友，得到钱物８万多元，最后被判刑９年。
更典型的如湖南省娄底市原市长廖升阳。这位农民出身的干部，喜欢穿一双草鞋，戴一顶草帽，深入田间地头，和农民交朋友、拉家常。直到８０年代后期他当了副市长后，仍经常戴着草帽下乡进厂，被人们誉为“草帽市长”。
然而在他当上娄底市市长以后，与一家建筑公司的经理康某经过“拜访、办事、送钱”几个阶段，一来二往，就成了“忘年交”，最后成了无话不说的“铁哥们儿”，康某不但给他送钱送物，还把自己的情妇送上供市长寻欢。这位一度受人赞誉的“草帽市长”最终毁在“大款”朋友手中，成了阶下之囚。
作为领导干部，他的身份、地位、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因此领导干部虽然不免而且应该与社会各个阶层都有所交往，但是经常与谁往来、和谁交朋友，绝不是他们个人的私事、小事。从最小的方面来讲，领导干部经常与“大款”们傍在一起，在一部分生活奢靡的“大款”的影响下，就很容易耳濡目染，沾上奢侈的习气，动辄铺张浪费，讲排场，图门面，挥霍浪费，这对一个地方、一个部门的发展无疑都是十分不利的。更不用说拿权力作交易、损公肥私了。
况且，本应是人民公仆的领导干部，现在却和人民群众的距离越来越远，不愿意或没有时间体察民间疾苦，成天和“大款”们往来密切，有的本身就是一副“大款”模样、老板派头，这样的领导干部，在人民群众眼中，哪里还有一点公仆的形象？老百姓怎样看待我们的领导干部？
领导干部傍“大款”，危害不可低估！
领导干部：矫正公仆意识，遏制傍“大款”现象
仔细分析起来，我们也可以看到，除了个别人从一开始就企图通过与“大款”接近从而赤裸裸地进行权钱交易、谋取钱财外，许多领导干部之所以热衷于傍“大款”，还是由于公仆意识的错位导致的。
在今年“两会”期间，有的人大代表在议论领导干部傍“大款”问题时谈道，近年来，有的地方和单位，只强调发展经济，没有能够同时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个别领导干部只相信一部分“先富起来的”所谓“经济强人”，以为依靠这一部分人就可以把本地区、本部门的经济搞上去。因此，不但没有注意对他们进行政治方面的教育和引导，相反却认为他们的观念乃至生活方式都是代表“改革潮流”的，从思想上对他们产生了一种认同感。进而把绝大多数群众丢在一边，喜欢与这些“大款”们亲近，个别意志不坚定、私心较强者，不但在生活方式等方面逐渐也“观念更新”，而且把市场交易的规则引进了权力领域，最后成了“大款”的俘虏和金钱的俘虏，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所以，不少有识之士呼吁：必须认识到领导傍“大款”这一问题的严重性。绝不能把领导干部与“大款”的交往看成是可管可不管的私事。要未雨绸缪，经常以适当方式给那些与“大款”交往较多的各级领导干部打招呼、敲警钟。要把解决领导干部傍“大款”的问题，提高到反腐败的高度来认识。
另一方面，要切实建立一定的制度，规范领导干部与“大款”交往的行为。对与“大款”外出，参加“大款”们的庆典宴会等活动，都应该通过组织批准，各级党委和政府，都应对此加强监督。对于一些可去可不去的“大款”们的活动，领导干部不要事事必到，不要做“大款”们的“花瓶”，更不能成为个别“大款”的“镇宅之宝”。湖南有的县就在有关规定中明确提出：领导干部在与企业承包人、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和外商等“大款”交往时，必须执行和遵守“五个不准”，即不准随同“大款”私自外出；不准接受“大款”的馈赠和宴请；不准出面为“大款”办理私事；不准与“大款”合伙搞经营；不准利用职务之便为“大款”办理违纪违法的事情，搞权钱交易。
对于利用职务之便为“大款”办理私事，与“大款”交往，从中收受贿赂、搞权钱交易的领导干部一定要严肃处理，决不能姑息迁就。
更为重要的，是要转变一部分人的错误观念，在领导干部中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少傍“大款”，多结“穷亲”。要让我们的领导干部认识到：部分“先富起来”的人，虽然对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但是他们毕竟是少数。一方面要看到绝大多数人仍没有富裕起来，我们的一切工作的着眼点必须从他们的实际情况出发，多倾听他们的呼声，为他们的利益服务；另一方面，要真正把一个地方或单位的经济搞上去，真正的力量还是来自广大的群众。
因此，必须矫正公仆意识的错位，遏制领导干部傍“大款”之风的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