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读三篇短文章 [复制链接]

第12版(副刊)
专栏：

　　喜读三篇短文章
高扬
编者按：有读者向我们推荐高扬同志的文章，希望转载。高扬同志热情赞扬本报副刊的三篇短文，是对我们工作的支持和鼓励，目的在于促进我们进一步办好副刊。在此，我们向读者、作者表示感谢。
除了党的文件和内部资料之外，我每天还读订阅和赠阅的报刊。可是年老体衰，无力尽读，对其中缺乏新意，而且空泛冗长的文章，只是看看标题和文内的黑体字，算略知大意。这类文章与新时代的政治要求和人们社会生活的快节奏也不合拍，因此时常使我产生无奈的慨叹。
读了１９９７年４月２８日《人民日报》副刊“大地”专栏的三篇文章，不禁拍案称快。这三篇文章都“为时而著”，其短小精悍，也是少见的。读之，引起了我的时代沧桑感和对战时革命精神的追怀，甚至激发了我已经逐渐沉静下去的“壮心”。
孙为刚的《寻访三元里》写了“今天三元里是什么模样”，共一千一百多字。作者是坐公共汽车去的，没有人陪同。他看了挂着木牌和铜牌的楼房，算是找到了三元里村现在党政机关、合作社机关和民兵组织的办公楼。“村里负责人都忙活业务去了，只有传达室的一位老大爷值班”。从老大爷口中了解了该村的一些情况：“村里有六个村办企业，十二个经济合作社，从事个体经营的很少，绝大多数人还是靠集体收入致富。”“村民的人均收入情况，大爷说不准，他只知道自己退休后，村里每月还给他六七百元的退休金。”作者看了三元古庙，现在是“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纪念馆”。最后，作者写道：在“苍茫暮色中，我又踏上了高高的立交桥，仿佛站在历史与现实的交叉点上，再回望三元里，进入视野的是钢筋混凝土浇筑的丛林，是人与车汇成的激流，回响耳畔的是人声的鼎沸，是马达如雷般的轰鸣。古老三元里淹没在现代城市的喧嚣中，然而无法淹没的是三元里人民那同仇敌忾、反抗侵略的民族精神。”
“寻访”是平民式的。作者没有见到三元里的任何领导人，但是他却写出了与一百五十年前对比的现代化了的三元里的概貌。不像流行的“范文”，它具有多么特异的风采啊！
薛保勤的《延安的那片绿色》写的是现代“愚公”郭志清的故事，只有一千四百多字。“他１９３９年参加八路军，久经战火考验，至今腿部仍留有敌人的子弹，走路一瘸一拐；他给毛泽东送过信，给彭德怀做过通讯员。１９５０年复员回乡后，他普通一兵的本色不变，当过队干部，领过民工，打坝、修地、淤地、造林、修路，几乎什么都干过，他依然是个战士，尽着战士的职责。”１９８４年政府号召农民承包治理小流域，五十八岁的郭志清不顾妻儿的劝阻，承包治理距村三公里多路的韭菜沟。“在艰难的劳作中，他共计打坝两座，填沟造地十五亩，栽植用材林五点一万株，种果树六千多株，把一个荒无人迹的山沟，变成了一个面积达一千五百亩，人见人称赞，花果满山坡的‘世外桃源’。”“郭志清日子好过了，每年的收入都在几万元”，可是他家里“炕上只铺着一张席，放着两床薄而简单的被褥”。郭志清说：“我从不攒钱，也不给儿女留钱，只想让我这儿的山更美、水更清……人还是要留点东西嘛！这青山绿水就是我的遗产，我的碑。”
郭志清接受我党我军的革命教育，发扬了我国农民战天斗地的传统，对处于困苦中但却向往改善生活的广大农民是榜样，是标兵，值得重视。
在人口日繁，耕地渐减的条件下，保证我国粮食的持续自给是经国之大计。某些敌视我们的外国人，以幸灾乐祸的心理大肆喧嚷我们将造成世界食用粮的饥荒，意在挑拨我国与缺粮国家的关系，也企望以他们的余粮卖高价。基于国情和时势，我党建国之初就确定农业是我们的基础产业，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促进其尽快发展。近几年又树立了“大农业”的思想，广大农村在工商企业遍地开花的同时，林牧副渔各业也异军突起；东部各省农村的多余劳动力，出现了向西部地区流动的苗头。但是，一段时期以来，不安于做农民的思想在农村逐渐泛滥，说农民是“修理地球的”，是“面向黄土背朝天的”，好像当农民是“操贱业”不光彩。这当然是若干政策缺陷造成的，但党的宣教工作不足，也是重要的原因。所以现在不但应该调整农村工作的有关政策，千方百计增加农民的收入，同时也应该引导农民在本地或有待开发的地区艰苦创业。据此，我建议一些报刊转载《延安的那片绿色》这篇短文，连同其它已经见诸报刊的类似文章，广为宣传，使事业心强的农民加快向国土开发的深度和广度进军。
程良方的《“地毯”与“地坎”》写的是“某乡农民有事去找乡长，都习惯地站在办公室门外与乡长说话。何故？脚上有泥的农民自爱、知趣，怕进去会弄脏了地毯。乡长大人的办公室不姓‘乡’，不姓‘土’，而姓‘香’，姓‘洋’：桌是老板桌，椅是老板椅，地上铺地毯，室内装空调……于是，就有了农民与乡长隔门说话的风景。”此文更短，只有四百来个字。
这种“地毯成了地坎，办公室成了隔离室”的现象，在建国初期，甚至直到改革开放以前，是不会有的。那时候，乡里即公社里，无钱搞办公室的“现代化”，乡干部也没有追求“现代化”的思想，而且他们偶有所谓“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追求，会立即遭到党的指责和人民群众的反对。时移势异，诱人的办公室“现代化”现在却居然成为一“景”，上了报纸了。但是像作者所谈的“风景”，我看就全国而言，恐怕还只是较少见的“风景”点。因为有些乡依然拿不出钱来搞这种办公室的“现代化”，有些乡干部还不去追求这种现代化，而有些乡的上级领导和乡所属的人民群众也不允许搞这种“现代化”，所以像作者所斥责的“现代化”还不可能全国成风。然而，有形的“地坎”、“隔门”不多，相对而言，还有没有无形的“地坎”和“隔门”呢？应该说不但有，而且干群之间的“地坎”和“隔门”，随处可见，不然为什么党中央、国务院近来不断发指示，下命令，号召反官僚主义，号召反腐倡廉，又不断公布查处“大案要案”的材料，让人们感到震惊，也让人们有些振奋呢？
若问战争年代和建国初期党与群众的鱼水关系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原因何在，恢复党的传统的途径，又在哪里，那得认真总结近年来党的建设的教训。但“兹事体大”，非这篇短文所能议，所应议，在适当场合，我自然是“知无不言”的。
（原载１９９７年７月２７日《北京日报》第四版）